伊佩霞与《博陵崔氏個案研究》

崔兴威 · 发表于 2010-8-7 10:41:13

在今天美國的中國研究界，伊佩霞（Patricia Ebrey）不失為一個響噹噹的名字，其路數獨到的「武功」，源出於七十年代中哥倫比亞之漢學研究的深厚門牆。三十多年來，她在上啟於六朝、下接乎宋元的中古的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疆場上，跨越「長時段」，縱橫馳騁，等身的著作，被翻譯成德、韓、中等文字，在全世界各地流傳。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的讀者也漸漸知道，伊氏在女性主義和中國通史的研究兩方面，在國際範圍內，有攻城略地的功勞。代表前者的《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的中譯本甫一出籠，各種書評中的讚譽，如「海外中國婦女史的開山之作」、「很大程度上，讓我們看到了女性學研究中的死角與盲區」云云，接踵而來。而有關後者的《劍橋插圖中國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明奧秘》，一卷單行，圖文並茂，則是伊氏十五年磨一劍的名山事業，中譯一出，海峽兩岸，重磅熱讀，簡繁體各種版本，一再重印，一再脫銷，稱得上是一本少見的學術性暢銷書。
　然而，一般的讀者也許不知道，近三十年前，當今天紅遍太平洋兩岸的單卷本《劍橋插圖中國史》的作者伊佩霞，還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助理教授時，把她的成名作《博陵崔氏個案研究》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出版的，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的首席主編杜希德。《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追蹤了崔氏一千年間的歷史足跡」，「把一個家族在自後漢末至唐末整個中世紀時期的活動都納入考察的範圍」，材料運用極有特色，包括「台灣中央研究院收藏的四十二種未公開的金石文資料」。雖然在一般讀者中，伊氏此書，沒有她後來的《劍橋插圖中國史》那麼有名，但其學術史上的影響，卻比《劍橋插圖中國史》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靠這部成名作，伊佩霞開始了一帆風順的學術生涯。
　早在二十四年前，中國還根本沒什麼人知道伊佩霞是何方神聖的時候，北京有一位學界的耆宿，就撰文介紹此書，題曰《〈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介》，在有所商榷的同時，高度評價其開創性的價值。這篇書評，多年來廣為學界所引用，本身也成為了圈內的經典，被譽為「沒有流於一般性的介紹的讚譽，而是對論著涉及的有關問題進行具體的探討和分析，是學術評論的經典之作。」最近更有圈內論者，進一步稱：「家族的個案研究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個案研究本是一種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以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家族制度已經成為海外學者的一個通例。八十年代初，美國學者伊佩霞的專著《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位二十四年前就識得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伊佩霞的學界耆宿，不是別人，正是二十世紀的魏晉南北朝史的大師之一周一良。周氏是陳寅恪早期的學生，此書評之目光如炬，並非偶然。二十八年後的今天，《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也仍沒有過時，國內在近年出版的有關南北朝士族的著作仍對其觀點多所引用，但由於此書沒有中譯，不少學者都只能轉引周一良書評，令人遺憾。
　當年，杜希德慧眼識得伊佩霞，通過收此書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幫助美國的漢學界認識了這位後來春風得意的女將。無獨有偶，周一良慧眼也識得伊佩霞，通過那一篇書評，幫助中國的國學界認識了這位遠在大洋彼岸的漢學家。這一段鮮為人知的逸事，使我油然想起二十世紀數學界的另一段家喻戶曉的佳話，只緣熊慶來慧眼識得華羅庚，才使華羅庚之所以能成為華羅庚，而正因為華羅庚慧眼識得陳景潤，才使陳景潤之所以能成為陳景潤。

崔庆璠 · 发表于 2010-8-7 12:22:23

崔永仕 · 发表于 2010-8-7 13:42:14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0-8-7 13:45:18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0-8-7 13:46:36

崔量 · 发表于 2010-8-7 14:16:24

此书仅有英文版，而且书中人名名字并不是使用国内使用的拼音来翻译，因此阅读时可能会有困难。整体来讲是一部博陵崔氏家族史，上自东汉崔骃家族，下至唐末崔氏衰落，经过墓志和史籍考证，讲述了崔氏历代社会地位和家族兴衰，是崔氏研究员的必读之作。

崔兴威 · 发表于 2010-8-8 18:07:31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青年学者以姜士彬(David G．Johnson)和伊沛霞最为著名。

姜士彬的《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35](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首先讨论了有关的概念。姜士彬认为中国的“士族”概念比较模糊，“门阀”含义明确，指由朝廷圈定的有资格成为贵族成员的特定家族。姜士彬通过正史的列传、敦煌氏族志和金石碑铭文说明中世纪中国在金字塔结构上占据上层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也不同于后世获取功名的绅士，姜士彬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贵族。门第和官职非贵族莫属。贵族的资格由朝廷圈定，多为开国功臣或实力派家族，皇室成员与他们联姻，选派官员从这些家族成员里挑选，因此贵族门第高，官员多。世世代代有人当高官，是贵族的最高目标，如“四世三公”。贵族是金字塔结构里最接近顶端的部分，如果没有这样一小批人，就谈不上中国有中世纪时代。姜士彬研究了汉代至唐代朝廷高级官员的组成，他的结论是中国实质上被几个名门统治着，因此中世纪中国的政治是“寡头政治”。

1984年姜士彬作为交流学者在北京大学逗留了半年，应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张广达教授的要求，他为《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撰写了中文提要如下：

“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五世纪至十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这些谱牒在传统上可以追溯到四世纪晚期。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五至十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本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我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Lineages)’，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clans)’。”[36]

姜士彬非常关心中世纪贵族没落的原因，他试图从贵族身份与官职的关系寻找答案。在他看来，初唐的官员队伍事实上仍由贵族世家垄断，但当官的标准却由于科举制的施行改变了，科举制没有能力把社会结构由贵族制直接转变为官僚制，但是科举制一旦建立，虽然贵族成员在竞争中仍有优势，但是等于从理论上放弃了垄断官职的特权从而毁掉了自己的根基。安史之乱以后的混乱时期贵族失落特权的速度加快，贵族制从此没落。

姜士彬的长篇论文《一个大姓的末年：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37](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以赵郡李氏家族为例揭示中世纪贵族没落的过程。姜士彬从谱牒、官员的名单和迁徙路线各个角度追踪了李氏自北朝后期至唐末宋初的踪迹。史料表明，经过最初的几个世纪，李氏从地方郡望上升到高级贵族，活动范围远远超越了赵郡故地，但是在老家的基础却逐渐衰弱。李氏分散到全国各地后，族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李氏没有集团性的产业，到唐末时期在赵郡已没有田产和依附农民，也没有宗庙和家族祠堂等，赵郡李氏无非只是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他的子孙而已。它不再是紧密的、限定的血亲集团，即便有重要成员被杀害，也阻断不了子嗣的延续和整个赵郡李氏的存在。姜士彬强调了中世纪世家与帝国后期大家族的不同：赵郡李氏的没落更多地体现为心理上的、舆论上的过程。在政治和社会事务里，身为李氏成员不再有原来的威慑作用，依靠朝廷成了惟一出路，但是在清代，一个家族的没落很可能表现为子孙不肖，毫无建树，祖产破败，成员流徙。

姜士彬最终的观点是：科举制使贵族失去了垄断官职的特权，但是贵族并没有放弃官职，而是继续追求官职，依靠朝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失去了地方基础以及家族以内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进一步的没落。

20世纪70年代为中世纪史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比姜士彬更年轻、出生于1947年的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的女学者伊沛霞。与姜士彬相同，她也试图通过一个家族描述中世纪贵族，但是她视野更广阔，把一个家族在自后汉末至唐末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活动都纳入考察的范围，《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38](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一书追踪了崔氏1000年间的历史足迹。

从伊沛霞列举的选择博陵崔氏作为研究对象的两个原因便可看出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修养：一、这个家族名气不太大，冒充其成员的人比较少。二、史料比较充实，从汉到唐末，正史里有传或提到的博陵崔氏成员达三百余人。伊沛霞还运用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的42种未公开的金石文资料，主要是唐代崔氏的墓志铭，显示了驾驭史料的能力。

对于中世纪贵族的理解，伊沛霞与姜士彬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一方面，伊沛霞强调中世纪时代表明身份高低的标志是官职，哪怕得到暂时的官衔也可享受到没当过官的人很难享有的崇高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伊沛霞比姜士彬更注意作为贵族的内在修养，如生活方式、习惯、礼仪、教养、趣味是否合乎贵族的标准，这就使伊沛霞笔下的崔氏形象更为饱满。不过她用崔氏家族史料描绘的兴衰曲线及原因与姜士彬大略相同。

伊沛霞在概念的界定方面比其前辈做得更多。她把“士族”理解为“把做学者当做人仕途径的家族”(scholar-official families)，“世族”则为“独立于朝廷全面控制之外的、享有世袭高等级身份的贵族之家”(what made a family aristocratic wag hereditary high social status， independent of full coun control)，她把“门阀”译为“great bureaucratic houses”，把“世族”译为“hereditary families”，把“门第”译为“great houses”，把“旧族”译为“o1d family”，从这些重要词汇的翻译可以看出她对问题的实质理解得比较准确。从伊沛霞的著作看，史著对崔氏1000年间任宦和婚姻的状况记载较多，经济史料则很少，这与中国史学的传统比较一致。

对于汉代的崔氏，伊沛霞追溯到汉昭帝时期的崔朝，王莽时期的崔发、崔篆兄弟及后汉崔瑗、崔寔父子。根据不多的史料，她推断汉代崔氏家族长期的据点不在首都，而在家乡博陵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崔氏成员遵守儒家礼法，官职不高但在地方上保持着声誉，从崔驷与班固、王符、张衡、马融等人的友好往来看，崔氏成员里出过有学问的人；崔寔著《四民月令》，又表明他们了解农事，与农民有接触，同时又身为学者。汉代崔氏成员的生活与东汉社会生活的基调极为合拍，是中世纪中国化绅士的典型代表。

由于史料的缺乏，伊沛霞未能描述崔氏在北朝和唐朝的经济状况，但是直到北魏时期，崔氏的生活与汉代时相同，他们居住在家乡，拥有田产，家族成员与乡里和睦相处，家族内部讲究孝悌，以孝友著称乡里。但是从仕于前燕的崔懿开始，见于北朝史书的崔氏官员达百人以上(不见于南朝史书)，到了6世纪后期，崔氏成员大多南移或西徙，不再以家乡作为全族聚居的根据地。

婚姻方面，崔氏不肯降低身份与士族以外的家族联姻。从崔氏墓志统计，联姻对象多为河北大族，尤其以与赵郡李氏之间重重的婚姻关系引人注目。伊沛霞注意到在南北朝时期，不同辈分的人不能结婚的礼法未被严格遵守，但是崔、李之间的婚姻关系虽错综复杂，但辈分始终合乎礼法，这又是崔氏家族文明程度较高的表现。

政治方面，在5世纪中期，崔氏多在地方上当官，5世纪末到6世纪前期，任武官或辅佐武官的比较多，如参军、长史、司马等。伊沛霞还发现了士族成员长子多任文职、次子以下才任武职的现象，这又是与欧洲中世纪相似的现象。北朝时期崔氏成员曾担任过尚书、尚书丞等较高的职位，但无人与闻朝廷的政治决策。在废立皇帝等重要时刻，握有决策权的主要是皇室成员、外戚和鲜卑贵族，不见有博陵崔氏或其他汉族门阀士族参与。担任北朝武官的崔氏成员较多，参与镇压六镇起义的就不少于12人。六镇起义以后，留在家乡的崔氏已经不多，有人被杀，有人投靠东、西魏。伊沛霞指出：作为门阀士族的崔氏，成员之间由血缘亲族的纽带维系，危机之际互相信赖，但并不存在作为家族中心的决策机构，也没有一个家族分支居于领导地位，崔氏成员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各行其是，主要的倾向是依照儒家原则对朝廷尽责。比起帝国后期大家族的宗祠、祠田、家塾及族长等一套制度，中世纪的门阀士族里不存在类似全族之长的起领导和支配作用的人或机构，担任官员的族人之间，首要的关系是同门、同僚或同属一个政治势力的关系。

伊沛霞还对比了南北门阀士族的不同之处：南朝士族不亲理政务，士族内部高低之分比较明显，低级门阀受轻视。北朝土族财力雄厚，地位不太高，因此肯于担任地方官和军事职务，不像南朝士族那样有高低之分。但是博陵崔氏官员的权力是行政性的而不是政治权力。

为了与作为北朝贵族的崔氏区分开来，伊沛霞把唐时的崔氏称为“唐代旧族”。唐代崔氏成员的墓志表明，无人再居住在安平，但并不排除崔氏在别处拥有大片田产和依附人口。唐朝时期崔氏散居于各地，以河南、河北、尤其是洛阳最多。居住在洛阳的崔氏至少分布在10个不同的坊，在他处当官的，自唐初起即多归葬于洛阳，但并无共同的墓地聚族而葬，同属一个分支的也可能葬在不同之处。从墓志记载可以看出，崔氏成员仍保持着注重礼法、崇尚孝道的旧族风范，对于父母早丧的孤儿，叔伯无不竭尽教养抚育的义务。伊沛霞认为崔氏体现了中世纪贵族的教养和生活态度，这样的家风对出外做官的人施以好的影响，促使他们在仕途中对上级和下级都能以适当的态度相待。

伊沛霞对唐朝社会的认识与姜士彬基本相同。唐朝贵族包括皇室与勋臣，行科举制后，通过考试得到官职的新兴官僚开始出现，但旧的门阀士族在科举制度下仍处于优越地位。伊沛霞把在正史上有传的人称为“政治上的要员”。据统计，博陵崔氏见于唐朝正史传记的家族有12支，其中8支可追溯到北朝和隋代。崔氏在659年被列入唐高宗禁止他们“自为婚”的7个旧族之中。唐史里崔氏有传者83人，《宋史》里14人，《明史》12人。伊沛霞认为崔氏成员在唐朝仍有较好的机会，人仕途径多为通过科举考试，但门第、财产、政治上的关系等因素还在起作用，南北朝时期那种全凭门第当官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到了宋朝和明朝，崔氏成员已不再用博陵的郡望自称。

最后，伊沛霞对崔氏作了概括：博陵崔氏在汉代是具有地方血缘关系的松散的家族群，有多种资本如土地和文化教养，而这些使他们在地方上能保持独立并能得到官职。自汉至晋崔氏从未与最高统治者产生密切的关系。北魏时期崔氏是严格意义上的门阀贵族，获得荣誉与权力，担任多种官职，但在家乡的地方势力被削弱，依赖官职维护其社会地位。朝廷对崔氏的恩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6、7世纪的崔氏尽力猎取官职，并通过婚姻关系与地位高、声誉高的家族结成排他性集团。崔氏在唐代成为具有共同祖先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分散的家族群。

姜士彬和伊沛霞的著作在中国学界引起的反响仅从最初撰文介绍二著的学者的知名度即可以看出来。周一良教授和张广达教授都是学贯中西的中古史专家。周一良教授在介绍伊著内容的同时即批评她没有指出崔氏是广占田园、奴役大量劳动人口、靠剥削维持奉行儒家礼法生活的大地主。周一良还指出，北朝门阀士族的确不似南朝那样明显地分为两个阶层，但也存在着高低之分，伊沛霞推测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下一节将介绍)不分高下，但史料表明，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博陵崔氏与赵郡李氏大体上门当户对，前二氏又高于后二氏。周教授早年的一项研究被伊沛霞引用并展开讨论，这使周教授感到十分欣喜，仿佛听到“空谷足音”。田余庆教授则在对西方学者整个思路非常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门阀政治的系统的研究。他在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39]的“前言”里批评西方学者忽视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未从发展中考察门阀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关系，从而错误地以为门阀政治在历史上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之久。田教授的基本观点是严格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北朝没有门阀士族，因此实际上既批评了姜士彬，也批评了伊沛霞。

笔者以为田教授的理念与西方学者也有共同之处。比如，崔瑞德从唐代敦煌谱牒推测世家在唐代已失去了北朝时期的显赫声势，田余庆则指出南朝士族强调门第实为“衰至便骄”，在感到威胁时以“深沟高垒”自固，戒备寒族的“僭越”和皇权的侵逼。对世家大族和门阀士族两个概念的理解，田教授与伊沛霞亦比较相似。田教授认为南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主流在北而不在南，从西方学者对南北朝历史的总体认识和课题的选择看，也有共同之处。

欧美学者对姜、伊二著的批评更多地从西方中世纪史研究学理的角度出发，似更属于汉学自身值得注意的分歧与讨论。

日本学术杂志《史林》刊载的李约翰(John Lee)的文章《英美关于中国中世贵族制研究的成果和课题》[40]首先论述了中国中世纪贵族分别被看做大土地所有者、官僚贵族或乡村共同体的领袖。笔者认为这三种意见的主人可以以艾博华、姜士彬与伊沛霞、谷川道雄为代表。李约翰认为三种意见当中日本学者的认识最有价值，因为它与中世纪社会的根本特征相符。在李约翰看来，中世纪最主要特征是统一王权崩溃、出现了分裂状态，而且只有从分裂走向再统一，才具有中世纪历史的意义。在统一权力缺失时，代行国家权力来证实自己的存在并使其正当化则易被理解。布洛克从中世纪封臣把自己当做民众保护者的角度说明封建制的起源，而谷川道雄的共同体思想从研究方向和理念看与布洛克最为接近。李约翰批评姜士彬、伊沛霞未吸收共同体思想，说他们对中国中世纪贵族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官僚贵族的框框。究竟是中国贵族把当官当做惟一出路从而放弃了在地方社会的基础，还是欧美学者过于看重官职、把它当做贵族身份的主要条件?李约翰批评只从史料里选择当官的记载并作为研究基础的倾向。按照李约翰的理解，在以分裂和混乱为特征的时代里，王朝更替如此频繁，把职官看得那么重要简直是一种讽刺，对于上层阶级而言，跟一个朝廷紧密结合，受损失的时候一定更多。伊沛霞曾批评姜士彬把官职当做身份高低的惟一标准，指出这样做会把中世纪贵族描绘得与何炳棣、张仲礼笔下的明清绅士没有多少不同，从而认为南北朝时代与明清时代相差无几。但是李约翰批评伊沛霞虽强调了崔氏成员的文化修养和恪守儒家传统礼法的一面，但对官职的重视并不比姜士彬少。不过李约翰也承认姜、伊的贡献很大，他们注重揭示中世纪贵族对自身地位的认识，注重生活方式上带有的中世纪贵族的味道，凸显了欧美学者的眼光和标准。

美国学者司各特．皮尔斯(Scott Pearce)在《近年中国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概述》[41](A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rlyMedieval China)一文里对伊沛霞的博陵崔氏研究极为褒扬，这可能代表多数美国学者的意见。

首先，伊沛霞用自治和享有的威望界定“世族”概念，称他们为“独立于朝廷全面控制之外的、享有世袭高等级身份的贵族之家”，表明她对中世纪贵族的理解比较准确。贵族姓氏前冠有地方名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社会动荡中作为有独特称谓的实体生存下来，没有完全依赖皇帝的庇护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完全由于他们自身拥有种种好的条件。比如血缘组织、占有土地、社会声望高及显赫的官位等。皮尔斯认为，虽然伊沛霞比较强调官职是跻身贵族行列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伊著最值得称道的部分是她对豪门望族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作出的细致而精彩的描述。她写出了崔氏在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时如何作为地方权贵得到声望，也写出了崔氏被北魏朝廷启用以后使家族声望成为一种可以流通的资产的过程，以至于在得不到官职时仍保有自己较高的社会地位。皮尔斯认为，伊著体现的思想理念符合中世纪时代的价值观，她通过崔氏获得了正确的认识，那就是凭借权力并不太高的官职在朝廷控制能力不强的时代使自己得到名门望族的地位，并在相当长时期里保持着这种声誉，这就符合中世纪的时代特征。伊沛霞的功力表现在她从众多家族之中抓住了体现时代特征的崔氏家族。

按照皮尔斯的观察，肯定姜士彬“中世纪寡头政治”的西方学者实在太少。皮尔斯认为利用唐代谱牒资料研究唐以前分裂时期的历史使姜士彬走人了误区，他把名门望族当做一个封闭的集团，这种结论被数位学者关于社会流动的个案研究所击破。比如丹尼斯．格罗夫林(Dennis Grafflin)的《中世纪中国南方的士家大族》Q[42](The Great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集中描述了东晋时期许多名门望族向下流动的状况。格罗夫林认为像琅砑王这样的家族，在汉代声誉并不很高，南朝后期大大地衰落，即便在唐朝重新崛起，也不能称为封闭的寡头政治集团成员。在格罗夫林看来，世家大族对建康朝廷的控制只是东晋灭亡以前短暂的现象，这与田余庆教授的结论比较吻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毕汉斯最后一位研究生杜山卡．麦希维克(Dushanka Miscevic)的结论为：在中世纪和以后时期，统治者家族社会流动的幅度很大，他们不能保持长久的统治地位，以往普遍接受的陈寅恪及内藤湖南“有一个清晰地划分的门阀家族统治着中世纪中国”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毕汉斯比较相信年轻学生的判断，因为他们都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语言能力很强，有能力阅读大量中文史料和日文资料，因此感到麦希维克的结论十分可信。(见第一章注④)

姜士彬和伊沛霞的论著也可归人“中世纪早期史”，但因其追溯的时代包括唐朝，更由于二著在研究范型方面有资格作为代表性著作，因此列专节给予介绍。

崔永胜 · 发表于 2010-8-14 20:52:23

崔宪兵 · 发表于 2010-8-18 10:50:36

崔永胜 · 发表于 2010-9-15 19: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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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佩霞与《博陵崔氏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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