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亲们：我们研究一下“淮夷分支”

崔兴威

山东喜鹊窝移民和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又有明显的不同。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不但迁出的时间可以确指，而且当年迁出前夕的集中地也可以确指。直到现在，当地的政府还将大槐树作为一大“卖点”，千方百计招徕当年移民的裔孙们前来认祖归宗，旅游考察，投资兴乡。而山东喜鹊窝移民，无论是迁出地点，还是迁出的时间，都显得十分模糊，根本无从查考。洪洞大槐树移民从明洪武到现在足足600多年，人们对当年的情景几乎可以用历历在目来形容。而喜鹊窝移民对喜鹊窝，甚至连其所在的大致方位(如鲁南、鲁北，泰山以南、泰山以北)也无法确定，更谈不上精确到具体的县、具体的乡了。这种情况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比起洪洞大槐树移民，喜鹊窝移民要遥远得多，古老得多。

崔兴威

淮夷部落在夏代之前就生活在我国东部地区。夏代伯益因为辅佐禹治水有功，其子若木受封于徐国。周代史籍把淮河中下游一带的夷族统称徐夷或淮夷。春秋晚期，直到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徐国在楚、吴等列强的挤压下分崩离析，南迁流居于江淮及以南地区。

崔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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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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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兴威

    居住淮河流域的部落的原始先民自古被称为“淮夷”,由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九个强大夷族方国组成。

崔兴威

     我崔氏是从炎帝神农氏子孙中崇拜的四岳部落之后裔分支，姜尚之孙季子食采于崔，后以太公五行八卦图命短尾鸟【崔】为图腾的大山纪历族人，淮夷分支.

崔兴威

谈谈对淮夷分支的理解

崔兴威

淮夷弄水：淮河之神

    居住淮河流域的部落自古就被称为淮夷，由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九个强大夷族组成。淮夷曾在淮河流域治水、用水，依赖淮水而生存、发展和壮大。相传当年大禹治水，遇到无支祈在淮河兴风作浪，大禹就命令太阳神之子庚辰用定水神针将无支祈拿住，用铁链锁于淮井之中。这位治水功臣娶了淮河女儿涂山氏为妻，但为了疏导淮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受到淮河人民的万分爱戴，淮河流域的不少地方都建起了禹王庙。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功成身退，化而为熊，妻子也化而为石，最后石破天惊，又生出了夏朝的第一个帝王夏启。
    《太平广记》载：“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长涡水神，名无支祈。”这个淮河水怪无支祈“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被禹“用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
    许慎《说文》解释“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可见淮夷以使用弓箭见长，是有着精湛射艺、勇敢剽悍的部落。淮夷的先人，曾在淮河之畔演绎过一部部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从夏、商、周开始，这里战争就连绵不断。
    “秋风淮水白苍茫，中有英雄泪几行。”(宋赵崇《淮河水》)淮河多次成为南北割据的分界线，历代军阀逐鹿中原，都曾在淮河流域摆开战场。南宋经学家胡安国说：“守江必须先守淮，淮东以楚州、泗州、广陵为表，可遮蔽京口和秣陵；淮西以寿春、历阳为表，可遮蔽建康与姑孰。”诗人杨万里也说过：“固国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由此可见淮河在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历史上曾有许多风云人物在淮河流域施展雄才大略，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史剧。齐鲁长勺、宋楚泓水、齐魏桂陵、秦晋淝水、楚汉垓下、袁曹官渡之战和秦末陈胜吴广、西汉赤眉、唐末黄巢、北宋宋江、元末红巾军、清末捻军起义，以及当代著名的孟良崮、淮海战役，都发生于此。公元383年东晋八万将士在淝水迎战前秦九十万大军，凭借八公山与淮河的有利地形，使得秦军感到“风声鹤戾、草木皆兵”，纷纷夺路投水，相互绊踏，死者十有七八，尸体蔽野塞川，淮水为之下流，可见淝水之战的残酷和激烈。梁武帝曾于公元516年在淮河筑了一座铁石大坝浮山堰，试图用淮水淹没魏军，结果“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人海”。南宋刘琦在颍水之畔率三万将士和颍州百姓同心协力，打垮金兀术的十万金兵，使顺昌大捷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的著名范例，也使淮河成为保卫南宋的屏障。淮河流域的最后一次战役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淮海大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8 M3 ^" A" P1 z6 N/ P    淮夷部落不仅用生命保卫这片土地，而且用智慧治理淮河，开拓疆土。战国时期的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6年开挖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成为一条黄金水道，对淮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魏惠王则于公元前361年开始修建鸿沟，连接了黄河、济水、颍水、淮水及泗水五大水系，既有灌溉之利，又有航运之便。楚庄王时孙叔敖修建的寿县芍陂灌溉工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有三十六个水口可以吐纳川流。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古芍陂“经百里，灌万顷”，引水种植水稻，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水利文明”。这个利于当时、功施后世的水利工程发挥效益、惠及百姓二千五百多年，是中华民族水文化发展史的缩影。更为难得的是，淮夷还将水利建设上升为理论。颍水之畔的管子被称为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管子·度地》篇反映了我国古代十分卓越的水利科学技术，在世界水利建设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它强调除水害兴水利是治国的首要问题，指出：“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疬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二千余字的《度地》篇在渠系规划、水利设计、防洪工程、施工组织诸方面均有建树。《管子》一书还对如何利用河川选择居住城市作了论述。《度地》篇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择”。《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就要求既用水方便，又排水畅通，强调把平原广阔、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气候温和、物产丰盈作为城市选址的基本原则。
    受管子理论的启发，淮河儿女为了适应在河湾低洼地域的生存，还创造了独特的庄台文化。他们将村庄的庄基垒土垫高，形成一个个较大的台子，沿淮人民世世代代就在这种台子上生活。这些庄台平时像一座座城堡，到了洪水时节就成为一个个孤岛。
    庄台的设计和建造，凝聚了历代淮河人民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据考证，淮河沿岸发现的西周时期遗址多呈“台形”，说明淮河沿岸建造庄台的历史十分久远。淮河沿岸村落的名称也很能体现庄台文化的特点，如“朱台孜”、“李台孜”、“郜台孜”、“胡台孜”、“吕大台孜”、“高小台孜”等。

崔兴威

        夏商时期的东夷与淮夷主要分布于今山东、苏北、安徽江淮之间的淮北等地，兼及豫东和辽东半岛南部，本文称这一地区为东方地区
东方地区东西广约600公里，南北袤约800公里，纵贯黄淮、江淮两大平原。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易垦，古代又得江、淮、河、济四渎之利，宜于农业生产。因而，早在距今七千多年前，便有以农业为主要社会经济部门的先民们在这个地区劳动、生息、繁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 w: K" _. w' E8 x在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譬如距今六、七千年时，分布于山东、苏北地区的北辛文化[sup]①[/sup]与安徽沿淮地区以及蚌埠双墩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sup]②[/sup]，就已经出现了若干相似的文化因素，如陶器中的夹蚌壳屑褐陶器、小口双耳壶、饰宽带纹的彩陶钵、支座等。在距今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之间，今山东、苏北地区分布着大汶口文化[sup]③[/sup]，而安徽江淮地区同时期的文化[sup]④[/sup]也与大汶口有着相近的特征，凿形足罐形鼎、红陶鬶、高柄杯等陶器是这两种文化的相似因素。到了龙山时期，在今山东、苏北和皖北地区，又都流行鬼脸足鼎、鬶、圈足盘等陶器[sup]⑤[/sup]。
然而，东方地区的范围毕竟太大了，各局部区域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既不尽相同，受外部文化影响的内容和成都也有区别。因此，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又一直是复杂、多样的。
东方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的科学发掘和调查，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山东历城（今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sup]⑥[/sup]和安徽寿县古遗址的调查[sup]⑦[/sup]，都获得了一些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的考古材料。三十至四十年代，东方地区还零星出土了不少商代铜器，如山东益都（现青州市）出土“亚丑”铜觯[sup]⑧[/sup]、安徽阜南常白庄出土的大方鼎和铜鬲[sup]⑨[/sup]等。1949年以后，通过调查，东方地区夏商时期的遗址被大量发现，其中一部分并经过了正式发掘。迄今为止，已发掘的遗址中，兼含夏、商两代文化遗存的主要有：山东境内的章丘城子崖、菏泽安邱堌堆[sup]⑩[/sup]、茌平南陈[sup]11[/sup]、泗水尹家城[sup]12[/sup]、邹平丁公[sup]13[/sup]、昌乐邹家庄[sup]14[/sup]、烟台芝水[sup]15[/sup]等遗址，安徽境内的寿县斗鸡台[sup]16[/sup]、含山大城墩[sup]17[/sup]、肥东吴大墩[sup]18[/sup]、霍邱洪墩寺[sup]19[/sup]、江苏境内的铜山丘湾[sup]20[/sup]、赣榆下庙墩[sup]21[/sup]。年代相当于夏代的遗址主要有：山东境内的平度东岳石[sup]22[/sup]、牟平照格庄[sup]23[/sup]、青州郝家庄[sup]24[/sup]、长岛大口[sup]25[/sup]。商代遗址主要有山东的济南大辛庄[sup]26[/sup]、平阴朱家桥[sup]27[/sup]、青州苏埠屯[sup]28[/sup]、藤县前掌大[sup]29[/sup]，安徽的六安众德寺[sup]30[/sup]、霍邱绣鞋墩[sup]31[/sup]等。
2 Z+ e" x/ I6 i9 S1 o0 `*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关于东方地区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状况诸问题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些历史学者经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认为夏商周时期的东方地区大体属夷人之域，例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sup]32[/sup]就代表了这种见解。又如蒙文通、徐旭生等史家对先秦时期夷人活动范围的研究结论[sup]33[/sup]也与《夷夏东西说》大同小异。嗣后，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将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同夷人文化相联系的研究，也逐步提上日程。
夏商时期东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是随着相应考古资料的积累而不断深化的。今年来，岳石文化的确立为这些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
2 |, T2 ^: r! m% k0 h, M六十年代初，有点学者开始注意到山东境内“有不少以粗褐陶为特点的遗存，它们和典型龙山文化的关系，仍有待继续探讨”。[sup]34[/sup]同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在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发掘出一批单纯的岳石文化遗物，发掘者也注意到这批文化遗物的器形“具有独特的风格”[sup]35[/sup]。此后，这类遗物在山东境内及其部分邻境地区多次发现，日益受到考古工作者的重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学者们通过对新的发掘、调查资料的研究，加深了对这类文化遗存的认识，提出岳石一类遗存可能“独立为晚于典型龙山文化的另一文化”的意见[sup]36[/sup]，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在胶东则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不妨称之为岳石文化”[sup]37[/sup]这样，岳石文化便从“山东龙山文化”中被分别出来。八十年代以来，在鲁中、鲁南、鲁西南、鲁西北的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更丰富的岳石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依据大量资料，对岳石文化的年代、特征、分布、与同时期其他文化的联系、区域类型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进而提出了“岳石文化应是夏代夷人的文化”[sup]38[/sup]和夷夏之间的文化关系[sup]40[/sup]等课题，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岳石文化的确立，产生了纵、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纵的方面，促进了对岳石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学者们提出“有商一代，夷人的势力还比较强大”[sup]41[/sup]，“商代晚期，商人的势力或许向东推进了一些，东夷诸国接受了更多的商文化影响”[sup]42[/sup]，胶东地区“继岳石文化之后，可能还有一个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的以素面鬲为代表的夷人文化”[sup]43[/sup]等与商代的夷人文化有关的意见。在横的方面，岳石文化的确为邻境地区同时期的考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材料。人们逐渐发现，岳石文化除了在山东境内广泛分布之外，还与皖北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1983年，作者在提交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的一篇论文中曾提出皖西一带年代相当于夏代的文化既“有着自己的传统与特点”，又吸收了“岳石文化某些文化因素”，当地的淮夷文化与山东的东夷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sup]44[/sup]。此后的五年之中，安徽省江淮地区又陆续在考古发掘中积累了一些夏商时期的材料，与山东地区同时期的文化相对照，二者的联系与区别都比以前所见更为清楚了。苏北一带发现的夏商时期遗存还较少，不过，通过与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相比较，人们对过去的发掘材料又有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发现，苏北地区不仅在夏代曾分布着岳石文化，而且在商周时期，仍保持着一些岳石文化的遗留因素[sup]45[/sup]。可以说，随着岳石文化研究的开展，考古工作者对夏商时期整个东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也深入了一步。
2 j. ^9 z; O0 N但是，由于资料所限，目前考古学界对整个东方地区夏商两代的文化传统、联系和各局部区域之间的文化区别进行的专门研究却较少，因而，夏商时期东方地区复杂多样的考古学文化是否都是夷人文化，夷人文化又有哪些共同特征，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 F, v. p& v9 E7 y我们知道，《夷夏东西说》所谓夏商时期河、济、淮流域“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所谓夷夏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sup]46[/sup]，只不过是对当时历史形势的大致概括。但是，今天在考古学研究中也还没有突破这个框架，对于夏商时期东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南北之别，尚未开始研究，关于东方地区南部与北部的夷人文化又有什么不同，至今也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 ]# f% W/ f( C3 ~( B我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对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探明这些文化的共同特征。同时，又必须对这些考古学文化做一些明确的划分，在纵向方面，尽可弄清楚东方地区的大部分局部区域内夏商时期文化发展的线索，以及各局部区域之间文化分期的年代对应关系；横向方面，须划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不同的文化、文化类型之间的界限，揭示同一时代（夏代或者商代）各文化和文化类型之间的不同特征和相互关系，以及整个夏商时期本地区诸文化的差异与相互关系。这些工作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夷人文化、夷夏关系乃至夏商时期历史形势的了解。
无论从现有的考古资料还是从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来看，山东省和安徽江淮之间这两个区域对于上述研究课题，都是格外重要的。
: s; {1 s; ^" r2 e( @: C+ D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山东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三大支柱之一。”[sup]47[/sup]是讲山东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学者Arthur H Smith 则认为“There is no one of all the provinces of China better worth studying than Shandong”[sup]48[/sup]，是说山东省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自然条件来看，山东地区在先秦时期较东方地区的其他区域更为优越。其东部虽然“负海舄卤”，但气候温和而湿润，雨量较西部充沛，总的情况还是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加之有渔盐之利，又没有像山东西部那样严重的水患，所以这个区域是宜于古代先民居住的，这里的考古学文化出现较早，并且绵延不断，主要原因即在于此。至于山东西部，为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土壤肥沃，对于从事农业生产非常适宜。每年黄河春汛期间，正值此地受西伯利亚高气压影响，雨量很少，并且当地又有较多的蓄水湖泽，所以水患被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在种种有利条件下，这一区域之内很早就形成了“地理的重心”空桑[sup]49[/sup]，至周代则出现了被称为“天下之中”的陶鬶[sup]50[/sup]，经济文化一直较为发达。
" z4 R0 }) W& ]' n4 ]3 M/ B5 y& Q' B-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山东境内发现的考古遗存比东方地区其他局部区域都更为丰富，文化发展中的缺环和文化分布的空白地区相对较少。
以文献记载而言，古史传说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或氏族部落，如大庭氏[sup]51[/sup]、少昊[sup]52[/sup]、舜[sup]53[/sup]等都曾在这一地区活动。以往的学者在探讨夷人的历史、文化时，也往往以山东地区为主要着眼点。因此，本文将以山东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材料为一重点进行探讨。
" c" K! ~8 I5 c& E其次，安徽省江淮之间、霍山以北的区域也很值得重视。这个区域北部属于淮河流域，东南部属长江流域。就淮河流域而言，安徽境内的情况与河南沿淮地区已不大相同。在河南境内，淮河本流已经汇合了一百四十多条支流，入皖境之后，又在寿县以西的正阳关汇合了颖水、淠水等一系列河流，因此淮河从正阳关起，水道开阔，水量益增，为灌溉和水上交通带来很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淮河在河南息县以东，高差变小，水势平稳，由上流带下的泥沙逐渐沉积，使河床升高，影响了水流的畅通。同时，淮河流域每年的降雨量很不均匀，并常有暴雨[sup]54[/sup]。这一区域属于长江流域的部分气候湿润、降雨量大等特点，与淮河流域的部分大致相同。因此，安徽江淮地区虽有利于农业和水上交通的优越条件，但也有较山东地区更为严重的水患，对于夏商时期人们的生存和文化发展来说，这个地区的条件就较山东地区稍差。
从考古材料来看，安徽江淮地区规模较大的遗址很少，但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遗存均有发现，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文物普查的材料表明，这里的文化发展的缺环和文化分布的空白地区不多，特别是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分布较为普遍，在东方地区之内，这里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之丰富仅次于山东。
, @* S  x6 K; T8 f, j根据文献记载，安徽江淮地区在先秦时期也曾有一些著名的氏族、方国，如塗山氏[sup]55[/sup]、皋陶后裔诸偃姓国等[sup]56[/sup]。
苏北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材料略少，这与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苏北地区南部地势低洼，四周均有湖泊、河流，而中央最低，每遇河水泛滥，势必造成严重水灾，因此在夏商时期，这里较难形成文化的中心。苏北地区的西北部在周代有徐国[sup]57[/sup]，为夷人邦国中较强大者。夏商时期，这里也应当有夷人居住。但由于后世黄河泛滥与洪泽湖水位的升高，使一些当时的文化分布重要地点掩埋于淤积层下或淹没于水中，如曾经属徐子国的原泗州城[sup]58[/sup]即于1680年沉入洪泽湖底。这样，就给寻找周代的徐国文化，并以此线索探讨夏商时期当地的夷人文化造成了一定困难。不过，在苏北地区北端的徐州、灌云、连云港一带，也发现了一些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遗址，其中有几处还进行了正式发掘。所以，在目前的研究中，苏北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也是不应忽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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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 |6 _6 P. f8 i: w6 y$ _. C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 2期；伍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10期。
2蚌埠市博物馆1986年发掘材料。
" L/ e# N3 N0 h7 ]. Q! O. k3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山东省博物馆：《谈谈大汶口文化》，《文物》1976年5期。  
6 m2 l7 J) m1 {9 ]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于沂沐河以西。
4大部分材料尚未发表。部分材料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县古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7期。
. L5 u& m& `$ E* [5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六地区湖熟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62年3期；安徽省博物馆：《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1期。
9 @9 N# f) r& N6傅斯年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科学公司，1934年。
7王湘：《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8祁延霈：《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 k8 ~, b) |$ ]+ I9据笔者1983年12月到常白庄调查所获信息，1941——1942年间，该村村民张殿春在庄南润河西岸挖出一件铜方鼎，方鼎长、高皆约一米左右，重约三百余斤，花纹精美，内装十二件铜鬲。1956年，此方鼎被阜南废品站收购，旋即运往南京。故宫博物院闻讯追踪，结果问错地点追至上海，而方鼎已在南京某炼铜厂销毁。十二件铜鬲，现分藏故宫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1 d$ ?# v6 h8 `; J* |1957年，常白庄附近又出土商代青铜器，见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1期，封二。
10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菏泽安邱堌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1期。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茌平县南陈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
% U. I% p+ Z: A+ D12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泗水尹家城第一次试掘》，《考古》1980年1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7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4期。
% r1 q% ^$ j7 K  ?  n  b6 u13蔡凤书：《近年来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考古研究》，《先秦史研究动态》1986年2期。
! D! V  s$ ~. [/ t& {, I- Z# @14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昌乐邹家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5期。
  N9 ]* G2 I) K' q4 \5 y) N15张江凯：《烟台芝水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
% b+ }$ c" r' ~% f" `' O* h# J16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皖西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待刊。
: s% {) _9 e; k! B- U' e17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含山大城墩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安徽文博》1983年总第3期。
18张敬国、贾庆元：《肥东县古城吴大墩遗址试掘简报》，《文物研究》1985年1期。
19资料尚未发表。
: P" a0 a. n( O8 D% i- c20南京市博物院：《江苏铜山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年2期。
21南京博物院：《江苏赣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和墓葬》，《考古》1962年3期。
! K9 j- C7 e6 V3 t- |1 @) G% c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考古》1962年10期。
9 D$ ]# x+ w6 r3 ~2 x, D% a2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等：《山东牟平照各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4期。
* e- G# c% D5 n' s; }$ [5 e24吴玉喜：《益都县郝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
2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省长岛县砣矶岛大口遗址》，《考古》1985年7期。
26山东省文管会：《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4期；《济南大辛庄遗址勘察纪要》，《文物》1959年11期；蔡凤书：《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3年5期；任相宏：《济南大辛庄龙山、商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8期；倪志云：《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存文化性质之研究》1985年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Y- ~5 q8 o&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省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2期。
* R' q( P& T  q' P5 H28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
2 ]+ ]1 ~3 r; X. N7 o29滕小波：《滕县发现商代墓群》，《大众日报》1985年6月14日第二版。
0 _0 R# Q, t; P3031同16
32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页1093——1134。
33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34安志敏：《记旅大的两处贝丘遗址》，《考古》1962年2期。
35同22
' R6 ^# y5 C& }: R% f36黎家芳、高广仁：《典型龙山文化的来源、发展及社会性质初探》，《文物》1979年11期。
6 D% T. l  k" V$ P; t37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6期。
+ ~) }) z) w& ], |38伍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刊及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10期；蔡凤书：《山东龙山文化“去脉”之推论》，《文史哲》1982年2期；赵朝洪：《有关岳石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高广仁、邵望平：《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1期。
) t+ H1 z1 h! c; F' r3941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山东史前文化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
40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和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吴汝祚：《夏与东夷关系的初步探讨》，《华夏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 w. S) s; }. O" _5 J42高广仁：《山东地区史前文明概论》，《山东史前文化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
43韩榕：《胶东史前文化初探》，《山东史前文化论集》, 齐鲁书社，1986年。
1 H) K6 J; d) w9 [# m* w. P9 ]44王迅：《略论皖西淮南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提要）》，1983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
; A6 X* {" N& m) e9 n* ]& T45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对苏北地区历年发掘材料重新进行过整理，从中区分出不少岳石文化和具有岳石文化遗留作风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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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R- x2 {9 J3 d- a# L- b47杨子范:《对山东史前考古的追述与瞻望》，《山东史前文化论集》, 齐鲁书社，1986年。
+ V; }7 I9 a- a  R$ z) l48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甲编，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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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史记·货殖列传》。
51《左传》昭公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注：“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
52《左传》定公四年：“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杜注：“少昊虚，曲阜也，在鲁城内。”
, ]3 O# s* V8 P4 U' |53《孟子·离娄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 o* [( f" N# I5 g54陈桥驿：《淮河流域》，上海春明出版社1952年。
/ Y" |/ u6 }6 V* g. }9 u4 I55《左传》哀公七年：“舜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杜注：“塗山，在寿春东北。”
56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爵姓存灭》。
57《春秋》僖公三年杜注：“徐国在下邳僮县东南。”，《嘉庆重修一统志》：“僮县故城在安徽泗县治东北。”《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徐县条下有泗县，地在清代初年的泗州。58《元和郡县志》卷八，泗州：“春秋时属鲁，又为徐子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