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士族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0-12-11 10:09:43

山东士族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它是魏晋以后，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定族姓之后固定下来的历史概念，是指太行山以东广大范围内的门阀士族，主要有王、崔、卢、李、郑五姓士族。我们在本文中所说的“山东士族”与以上内容不同，从地域上说，是专指今天的山东地域环境，而士族则是指在这个地域之内的唐代士族，主要包括清河崔氏、琅琊王氏与颜氏、兰陵萧氏，他们都是唐代著名的文化士族。
　　士族作为文化家族，其家法、门风有其共通之处。首先，具有深厚的儒学传统；其次，维系士族家庭人伦亲情的核心纽带则是儒家的礼法伦理传统。在我国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弄清楚这一地区的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况。唐代的山东士族以其文化家族的风貌，起着历史文化承传发展和繁荣地域文化的作用。本文着重对崔氏、颜氏两个家族的家风与文化表现，以及文化士族的特点作一番潜心的研究与探讨。
　一、清河崔氏家族及其家风与文化
　　（一）政治势力很强的清河崔氏
　　崔氏有十房，而居今山东境内的有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和清河青州房。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崔氏一门在唐代共出宰相23人，而其中“南祖有昭纬、慎由、胤、詧、神基；清河大房有龟从；小房有彦昭、群、郸；青州房有圆”，共十位。
　　唐朝初年，山东旧士族已经衰落，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经济特权。然而，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崔氏家族在政治上有相当强的力量。我们对任宰相的清河崔氏十人情况加以分析就可知，在安史之乱前任相者二人，之后八人。二人中，崔詧任官出身不明，神基袭爵，即靠门资。之后的八人均由科举入仕。这就说明了失去特权的清河崔氏，仍可以靠门荫制和科举制获取高官，取得一定特权。
　　中国封建王朝，历来都以血缘关系的亲疏为准则，对于宗室、贵族、功臣和高级官僚，例有荫庇子孙后代的制度。其名目繁多，有封荫、袭爵、任子、起家、门资入仕等，唐朝也不例外。唐初，清河崔义玄就属于这一范围，可以享有这一特权。在隋末群雄竞起之时，崔义玄较早地投归李渊、李世民父子，建唐过程中，立有战功，被封为清丘县公，为隰州都督府长史。更重要的是“高宗之立皇后武氏，义玄协赞其谋”。义玄死后，“则天时思其功，重赠扬州大都督，赐其家实封二百户”。[1]其子神基袭爵，后升任宰相。另一子神庆，明经出身，但也因义玄“ 翊赞之勋，甚赏慰之，擢拜并州长史”。[2]“开元中，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群从数十人，趋奏省闼。每岁时家宴，组佩辉映，以一榻置笏，重叠于其上”。“ 东都私第门，琳与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时号‘三戟崔家’。”[3]从唐初到开元百余年间，义玄子孙为官者甚众，三代显赫，全赖义玄门资。然而，在唐前期，清河崔氏靠门荫兴盛者仅此一例。随着科举的兴盛，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自开元天宝间，万方砥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4]科举成为士人不仅是庶族也是士族入仕的主要途径。它已成为唐代各阶层获取高位的必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士族子弟在这条道路上反而更具优势。因为士族是以儒学传家。士族子弟文化素质高，加之士族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子弟也能获得较高的声望。因而，他们在科考中自然会占得优势。唐中后期，崔邠、崔鄯、崔郾、崔郸等兄弟六人皆登进士第，其子侄登第甚众，且“历位台阁”，[6]崔氏兄弟“冠族闻望，为时名德”。[5]关于崔邠兄弟，刘禹锡曾说：
　崔氏之门六人，皆入南宫，赐金紫。其间三人历入侍郎。统而论，四卿一相，两连率，二翰林学士，一执金吾，言冠冕者，许为世雄。与姑臧李、范阳卢为婚媾，入于婚党，无第二流，言门阀者，许为时表。……文业甚富，而孝谨不衰，猗欤！君子之泽，其所从来，远而有光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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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通过科举，崔氏子弟入仕后，跻身高级官僚阶层，按照唐制，同样可以享受各种政治特权和待遇。应当说明的是，崔氏家族无论是在唐前期或后期，他们参预朝政，不是以其士族身份和门第，他们享受特权待遇，也与魏晋时期士族依靠门第所享受的特权不一样。其中重要的一点，他们已不能平流进取，位至公卿和世代世袭为官了。崔氏家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和历代相传的家法门风，更使他们在文化地位上处于优势。
　　（二）崔氏家风与文化
　　“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家法，务以门族相高。”[8]实际上清河崔氏在唐代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家法和门风。这种家法门风世代相继，从未间断，虽然崔氏各房之间以及因时代变迁，其门风稍有不同和发生变化外，基本上都是以礼法持家，家庭内部以儒学伦理相维系。
　　1、儒学传家
　　作为山东文化士族的代表，清河崔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其家族文化传统，主要崇尚儒家学说。其家法门风可以概括为：第一，儒学传家是其家法门风的根本。崔氏子弟，世代业儒。第二，崔氏子弟热心追求仕途，为官者甚众，并以经邦治国为己任。第三，践守道德伦理，以孝道传家。第四，唐末崔氏家风，因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带来了某些变异。某些成员全然抛弃道德原则，如奸邪之性暴露无遗，这是有违崔氏传统家法的。
　　我们检阅唐书，可知崔氏子弟大都精通儒学。如隋末唐初的崔义玄有良好的儒学修养。史书记载，其“少爱章句之学，五经大义，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众家，皆为解释，傍引证据，各有条疏 ”。[9]因此，唐高宗令崔义玄参加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详定是非。崔龟从“长于礼学，精历代沿革，问无不通”。[10]崔彦昭“儒学优深 ”。[11]崔陲，“力行好学，于子道以孝闻，处伯仲间以友闻；读《易》至编绝，以精《易》闻”。[12]崔郾为侍讲学士，以备皇帝问其经义。他还和同列一起“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13]可知崔郾也是精于儒学的。清河崔氏还重视儒家伦理，使自己的行为、政见与儒学伦理相一致。从这一点也正说明其儒学根底的深厚。
　　在儒学门风的熏陶之下，崔氏子弟多践守道德，颇有厚道君子的风格。他们在人格上追求“介直”、“清俭”；在伦理上主张“孝友”；在政治上则追求“事功”。如崔义玄就以“介直”闻名。崔群“在内职，常以谠言正论闻于时 ”。[14]当时，宪宗急于平定藩镇，因为财政困难，故颇奖聚敛之臣”。而崔群敢于直言，反对大臣的聚敛和进奉，“时论美之”。度支使皇甫鎛阴结权幸，以求任宰相，崔群累次上疏，坦言其奸邪。他敢于违忤圣意揭露皇甫鎛的奸邪，使左右为之感动。然而宪宗并未听从他的谏言，仍任鎛为相，并最终遭到鎛的排挤，但是崔群其性不改。又如崔慎由父亲崔从，宪宗元和年间任御史中丞，他“气貌孤峻，正色立朝，弹奏不避权幸”。甚至有时敢于“抗章论列”。[15]时监军使知宪宗欲重用崔从，“每为中贵传达意旨，欲其赂遗，从终不答”。[16]崔从也“以贞晦恭让自处，不交权利，忠厚方严”，为时所“推仰”。[17]崔慎由则 “聪敏强记，宇量端厚，有父风”。[18]宣宗在诏书中曾盛赞慎由为“继美德门，承家贵位，搢绅伟望，礼乐上流”。[19]崔彦昭不仅儒学优深，且长于经济，精于吏事，“治数郡，所莅有声”，他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僖宗说他是“修乃文可以兴文教，励乃武可以成武功”，“清能壁立，政乃风行”。且彦照遵行儒旨，“事母至孝”。[20]又如崔邠、崔鄯、崔郾、崔郸兄弟一门，乃“冠族闻望，为时名德”，[21]“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22]崔邠曾“上疏论裴延龄奸，以鲠亮知名”。[23]由于邠“性温裕沈密，行己又简俭”，宪宗很器重，以为有宰相之材，但因病而不拜。其弟郾“不藏赀，有辄周给亲旧”，“居家怡然，不训子弟，子弟自化”。[24]他“治虢以宽”，而治鄂“则严法峻诛”，采用不同的手段，他是“政所以贵知变者”。[25]崔邠“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郸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26]邠“以孝敬怡睦闻”，[27]宣宗曾感叹说：“郸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乃至《旧唐书》的编撰者赞誉崔邠一家：“如埙如篪，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诸子有焉。” [28]崔氏家族虽非出自一房，然其家法所传，基本相一致。但是到唐代末年，在崔昭纬和崔胤时期，其家风被严重扭曲。崔昭纬身为宰辅，却“性奸纤，忌前达 ”，一反崔氏家族的耿介之性，“内结中人，外连藩阃，属朝廷微弱，每托援以凌主人”。[29]最终昭宗“心不能堪”，以四大罪名将其处死。崔胤也一改其父、祖正直耿介之性，他“长于阴计，巧附丽，外示凝重而心险躁”。[30]“时王室多故，南北司争权，咸树朋党，外结藩帅”。[31]唐末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崔昭纬、崔胤改变了家法门风，周旋于政治斗争的涡流之中，为了保身，为了在仕途中占得优势而“倾险乐祸”。崔胤“所悦者闒茸下辈，所恶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惧，朝不保夕”。[32]其季父崔安潜曾说：“吾父兄刻苦树立门户，一旦终当为缁郎所坏。”[33]其家法门风的变异和败坏，也预示着清河崔氏家族随着唐朝的覆亡，也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3楼
　　2、门第婚姻
　　唐人柳芳指出：“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位可与也。” [34]山东士族非常看重婚姻关系，婚与宦成为区别士族与庶族、高门与寒门的重要标志。山东士族包括清河士族更是以“重婚娅”而知名。清河崔氏的婚姻主要是与其他旧族之间的联姻，“与姑臧李，范杨卢，世为婚媾，入于婚党，无第二流。言门阀者，许为时表”。[35]但崔氏却不与皇室联姻。详查《新唐书·后妃传》与《诸帝公主传》，唐代后妃很少出于山东士族，睿宗代宗时有崔贵妃，顺宗时有崔昭仪、崔昭训，但无事迹可考，此外，再无崔氏姓者，据《新唐书·高俭传》记载，修订《氏族志》后，“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
　清河崔氏家族为什么不与李唐皇室联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高门看不起皇室的文化传统。李唐皇室属关陇集团，不具备优良的文化传统。清河崔氏家族十分讲究礼法门风，用儒家伦理道德来巩固其家族的社会地位。李唐皇室则保持着鲜卑军事贵族的某些遗风。“从周到唐，短短的百年间，他们的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以此，他们仍是不被文化显著族所重视”。 [36]李唐皇室在家族文化上无法与汉族的高门大姓如清河崔氏相提并论。另外，士族之家不愿与皇室联姻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按照士族的观点，皇室门风不正。不少公主不修妇礼，在社会上有着不良的乃至恶劣的影响。公主不修妇礼，甚至专横、淫荡、残暴，使士族之家望而生畏。翻检《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我们会看到公主的违礼记载。如长广公主“豪侈自肆”；合浦公主与浮屠辩机“悦之”，“与之乱”；魏国宪穆公主“恣横不法”；襄阳公主“纵恣”，等等。最为突出的还要数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韦皇后的安乐公主。二人生活奢华、贪淫放纵；政治上卖官鬻爵，干预朝政，声名狼藉。唐宣宗就曾以太平、安乐二公主为反面教材，教导万寿公主：“无轻待夫，无干预时事”，“苟违吾戒，当有太平、安乐之祸。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间戚属缩然，如山东衣冠之法”。[37]尽管李唐皇室的很多风俗是受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所至，然而，这都与山东士族的家法门风格格不入，而公主种种颠倒夫妇人伦的风习更不能为山东士族所容忍。
　　“山东士大夫以五姓婚姻为第一，朝廷衣冠以尚书端揆为贵仕”。[38]与山东士族通婚，这是唐代社会各阶层的一种梦想。高祖曾说：“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39]唐朝曾几次修订《氏族志》，皆在抬高皇室的社会地位，贬抑山东高门，但是却阻止不了大臣们攀附山东高门的迫切心理。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争相与旧族联姻。《旧唐书·李义府传》：“关东魏、齐旧姓，虽皆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诏书规定的禁自为婚的七姓十家就包括清河崔宗伯、崔元孙。但是这种禁婚的法令没有取得多少效果。暂时使七姓十家“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40]而后来，“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41]这种禁婚反而为山东士族制造了舆论，抬高了身价。史载，“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 [42]
　　唐代旧士族之家还保留了买卖婚姻的风习。《唐会要》卷83，《嫁娶》就指出，唐初的一些“新官之辈”，与山东旧族联姻，“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并且“积习成俗，迄今未已”。甚至“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婚娅”。其实，封建社会的婚姻不单是一个社会习俗问题，它必然会同政治发生不可分解的关系。身为唐朝的冠冕，遭到山东旧族轻视，这实在有伤大唐的体统，因而引起了唐初统治者的不满，李世民就曾说：“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檟，不解人间何为贵之？……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耶？”[43]并因此组织力量修订《氏族志》，“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44]降低山东旧族的等级，抬高当朝新贵的社会地位，使之与山东旧族相抗衡，并对其卖婚现象加以禁止。
　　如何看待唐代旧族的“卖婚”现象？卖婚，的确存在于部分士族家庭之中，而且是一种陋习，旧族依仗门第声望而求财。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买卖婚姻的风习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存在。唐代山东士族不过延续了这种旧习而已。而唐初对卖婚的禁止，这只是李唐王朝与山东旧族之间存在深刻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及李唐政权打击山东旧族的借口和手段而已。抑制旧族势力，抬高皇室的地位，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才是唐太宗修订《氏族志》及禁止买卖婚姻的最终目的

百度

崔兆强 · 发表于 2010-12-11 1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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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0-12-11 17:02:39

山东士族 &K_"5.7-56

崔氏族人 · 发表于 2010-12-11 2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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