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0-1-21 17:15:15

崔钢兵 · 发表于 2010-1-23 14:27:03

崔俊峰 · 发表于 2010-1-23 17:06:45

的确是辛苦家强本家了，致谢！

崔兴威 · 发表于 2010-2-16 19:29:24

元代统治者从忽必烈死后到元顺帝即位，朝廷政局动荡，40年间换了10个皇帝。上层权贵互相残杀，贵族集团派系争斗，在晋中，蒙古王公派系战争不断，扩大到上党地区，长治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数。由于战乱不休，军事消耗益重，这些财政负担都以租赋和苛捐杂税形式转嫁到小民头上。

　　成吉思汗将功臣封地安置，世袭为官，忽必烈时又重新分封，固定了封地。蒙古贵族分封于山西者10余人，有封户近2万，后又有增封。这批蒙古王公占据了大量沃土，有的将良田变为牧场或官僚、宫观寺院的私田。晋北静乐、宁武、岚县及晋东南长治、高平一带布满此类封地，蒙古部曲恣横，侵夺农田，役人放牧，残伤桑果，以致百害蜂起，农业生产凋敝。百姓不能供其租税者，便罚为奴隶。(《元文类》卷66《参知政事王公碑》)蒙古王公又要当地人民为其牲畜提供饲料，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元廷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劳役，也使人民无法承受。元成宗时，号为盛世，徭役仍颇繁剧，元贞二年(1296)，上党迫于年例(贡赋)，远输之役，“人情汹惧，道路嗷嗷”(《上党五龙庙记》)。由于蒙古王公祟佛，大兴寺观建筑，征用民力，使人民苦不堪言。至于佛道寺观占有大量土地而不事生产，又不缴租赋，其负担即分摊于百姓，致使人民无以为生，不得不铤而走险。蒙古王公又额外向百姓勒索，不供需者则拷打械系，如此诛求无已，人民只好流亡，甚至出现“人自相食”的惨状。元朝中后期，吏治败坏，官吏横暴，更激起尖锐的民族矛盾。

　　1351年白莲教首领刘福通、韩山童领导的黄淮地区的北方红巾军首先起义。游方僧出身的朱元璋1352年在濠州投奔郭子兴部。1355年郭死。朱元璋被韩林儿(韩山童之子)大宋政权封为左副元帅，直接听命于宋。1356年攻占集庆(今南京)，建立了根据地。经十余年转战，统一了东南各省。1366年，朱元璋杀韩林儿，独霸一方。1367年，朱元璋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北伐，传檄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计划先取河朔，西阻关中，然后北攻大都(今北京)。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8月攻陷大都，元顺帝北逃，元亡。

　　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遣大将徐达，率步、骑兵25万余，以南北两路夹击山西元兵。冯胜、汤和、杨璟一路由河南武涉取怀庆，逾太行克碗子城，抵上党南界(今长治县东火乡境)。元大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派韩扎儿驰援潞州守将关保。两军在韩店(今长治县韩店村)一带相遇激战，旌旗蔽日，马嘶鼓鸣，明师大败。此后，明大将徐达与元兵废战数十次，转败为胜。明军夺取潞州后，乘胜直捣太原、大同，元兵退至长城以北。

　　洪武初期，明军在晋北、晋西与元朝残余势力进行了近20年的较量，终于扫清了残元力量。洪武二十年(1387)，明朝统一全国。

　　为防御蒙古军事贵族的袭扰，明廷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大军事重镇，史称“九边”。山西境内，有大同总兵驻大同，太原总兵驻偏关，在晋北设两道军事防线，以后形成大边，即大同以北之长城；二边，即晋北偏关、宁武、雁门三关为主要隘口的内长城。大同为“京师之藩屏”，驻军13万。太原城于洪武九年(1376)扩建，继续屯田，以加强军事防卫。

　　　洪武二年(1369)，明廷承元制在山西置行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同时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地方有互不统属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个长官，合称“三司”，分掌民政财政、司法监察、军事，皆隶属明廷中央。全国凡布政使司有13个，与北直隶、南直隶并列。山西布政司同各地一样，以下设府、州、县。州分散州、直隶州两种，散州属府，直隶州属布政司，分别类似现今之地级市和县级市。山西之三司均驻太原。

山西布政司初领4府14州。万历二十三年(1595)改汾州为府，始领5府、3直隶州、16属州、79县。5府为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3直隶州为泽州、沁州、辽州(今左权)。(参《明史·地理志》)

布政司与按察司各有派出机构驻各地分区，称分守道和分巡道。布政司之分守道有冀宁道(驻省)、河东道(驻蒲州)、冀北道(驻大同)、冀南道(驻汾州)。按察司之道为三，即冀宁道、冀北道与河东道。按察司又分分巡、兵备两个系统，分巡道有冀宁、冀南(驻潞安)、雁门三道；整伤兵备道设雁门道(驻代州)、大同道(二员分驻大同、朔州)、阳和道、潞安道、岢岚道。

在兵制方面，明朝实行卫所制。5600人为一卫，长官为卫指挥使，下有千户、百户之官。山西都指挥使司，在洪武八年(1375)由山西都卫改称，领9卫。同年，大同都卫改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领17卫、3守御千户所。明制，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明史·职宫志五》)

　　明初洪武年间则以官方强制性组织，“移民就宽乡”，屡次从“泽潞二州”、太原、平阳及辽、沁、汾州向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移民。永乐间，山西更成为移民重点，洪洞大槐树成为移民聚迁地之标志。

　　明太祖为维护家天下的统治，实行封王建藩制，但不同于先秦与两汉，明确有“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的原则，即不参与封地内的行政事务，只享受“岁禄万石”的特权。在明朝初期藩王拥有护卫甲士，少则3000，多则近2万，如晋王、燕王、宁王驻近北边，均授予兵权，以防御蒙古。为了避免权臣擅政，规定诸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之权。其26个儿子除太子与皇子楠之外，24人都封王。封到山西的有晋王朱棡、代王朱桂、沈王朱模。

　　沈简王朱模，是明太祖第二十一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 封于沈阳，因年幼未到封地，是年又改封潞州，永乐六年(1408)就藩潞州。八传至效镛，明亡国除。明朝一代，沈藩所封郡王25人。沈简王模，赋性谨厚，后人多博学者，有的负贤孝名，有的善文章，“时称沈藩多才焉” 旧《志》载：三代以来，同姓诸侯之盛，惟明为最。支派繁衍，宗姓遍于天下，而忠厚开国，独以沈藩称首。其平居遵礼守训，世有令德，无一切华奢积习，而约束严谨。诸王宗无故不得擅出，非启请批允不得兴讼。三百年间，宗民错处，俱以无事而安。

　　沈王皇城遗址位于长治城内梅辉坡西面，建在原唐、宋节度使署址上。明嘉靖年间(1522—1566)，福宪王在此修筑城门，城墙，建府第。府城围3里，高2．5丈，占地150亩，是1座规模宏大的小皇城。从南至北建有端礼门、承运门、体仁门、遵义门、广智门；内有承运殿、存心殿、进学宫、宝恩楼等，左右四隅皆有楼，各飞以琉璃，整个建筑金碧辉煌，雄伟壮观。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刘芳亮部攻取潞安时，曾攻占王府。此后王府逐渐衰落，现仅残留皇城西北一部分土城墙。

　　明代，我国曾经涌现出许多抗倭英雄，山西长治人任环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史书将他与余大猷、戚继光并称为抗矮的三大柱梁：“倭寇披猖，祸延三省。任环效命留都，余大猷经营两浙，戚继光驱驰闽海，类皆大国干城……”(《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他的抗倭事迹在当时广为传诵，名播海内，“童子皆知任别驾，岿然海上作金城”。美术家们画他，文学家们写他，戏剧家们演他，以他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盛极一时。明代名土王世贞、文徵明、唐顺之、王穉登都有赞颂他的诗文，和他同时的著名文学家归有光更是不吝笔墨，先后写了十二首诗，从不同角度塑造出了他的英雄形象。归有光有诗赞任环：“东仓白昼静城闉，烟火连天豹虎嗔。忽驾回潮趋海道，传呼尽避瘦官人。”

　　任环（1519－1558年），字应乾，明潞安府长治人，抗倭名将。

　　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任广平、沙河、滑县知县，他在任期间显示了很高的才能，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升为苏州同知。他任苏州同知时，正是日本倭寇猖狂对我江浙沿海劫掠之际。我军民数十万人被倭寇残杀。他一到任，便积极组织乡民，进行操练，决心抵御倭寇的入侵。一次倭寇来犯，他率兵士数百，同倭寇展开了肉搏战。他身受三处重伤，不下火线，包扎了伤口，又率兵出战，斩杀和俘虏倭寇100多名，战后，他升为按察司佥事。第二年，倭寇又犯苏州。他令乡民在正面抵御，亲率一支部队袭击倭寇的后路，经过激烈的殊死搏杀，终于把倭寇打得大败。由于他抵御倭寇战功卓著，晋升为右参政。随后他又多次给倭寇以更沉重的打击。从此，任环之名使倭寇闻风丧胆。由于任环屡次抵御倭寇有功，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晋升。嘉靖三十五年（1558），任环病逝，年仅39岁。任环死后，苏州百姓为他建立了祠堂，每年春秋，都要为他举行祭祀。任环著有《山海漫谈》3卷。光有诗赞任环：“东仓白昼静城闉，烟火连天豹虎嗔。忽驾回潮趋海道，传呼尽避瘦官人。”

　　任环死后，埋葬在今长治市东北角的柏堠村一带。明朝首辅大臣徐阶为他撰写了长达千余字的墓志铭。以给事中徐师曾为首的三十余名大臣联名向明世宗上书，请求封赠任环。明世宗追赠任环为光禄寺卿，并下令在苏州为任环建祠立碑，春秋设祀。他死了三百年后，人们自动捐款，广力搜集，将他生前所著诗文辑成《山海漫谈》，表达了人民对任环的祟高敬意与深切怀念。

　　明朝正统以后，统治不稳，皇室兼并土地，扩充皇庄范围。朝廷宦官擅权，厂卫特务横行；军事上北患未已，南倭侵逼，战争耗费巨大；社会矛盾日趋激烈，人民不堪沉重负担，四处流亡。英宗天顺末，晋豫之民逃往荆襄地区的流民多达150万人。至嘉靖间，山西爆发10多次农民起事、起义和5次兵变，震撼了明廷。规模较大的是潞城青羊山陈卿起义。

　　嘉靖三年(1524)，潞城县青羊里石埠头村民陈卿聚众起事，活动于太行山一带，数年间至5万人。义军以虹梯子(在今平顺县东)为据点，凭山抗拒明军。官府率兵围攻或招抚，皆无效。七年(1528)明廷调山东、河南、山西3省军队15万，4路攻青羊山，义军兵少，退守马武寨。后因河南林县乡绅郝世昌告密、指路，明军以利刃、蜡烛缚于山羊角，羊尾绑火鞭，于夜半燃鞭烛，使羊群冲寨栅，明军鼓噪而进，寨陷。陈卿弟陈来及王仲相等7首领与百余兵士被俘，陈卿突围西行遭伏击，力竭被俘，被押解北京处死。起事先后7年。嘉靖八年九月，夏言奏请皇上批准，在青羊山青羊村设置县邑。其中割潞城县十六里，壶关县十里，黎城县五里建县，先后用四年时间，县治初具规模，取县名为平顺县，意在取“剿平逆贼，地方顺服”之义。同时，在玉斗崖、蟠溪峰、白云谷设立三个巡检司，在玉峡、虹梯两关设险隘，开通道路，在花园口、鲁班壑、阱垴设堡，都置重兵，“控扼要害，长年戍守。”直至明王朝的覆灭。潞州同时获准升为潞安府。

　　明崇帧十七年(1644)正月初，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正月初八，李自成亲率大顺军王力由西安出发，分兵两路进军山西。一路由磁侯刘芳亮统率从蒲坂抢渡黄河，占领山西芮城后，沿黄河北岸向东进军，渐次占领了平陆、垣曲。而后出山西占领河南怀庆地区，安抚地方后再次入山西，于二月十二日攻占了山西东南重镇泽州、潞安府。其后刘芳亮继而率军东下河南彰德府，取道磁州进入畿辅地区，协助李自成主力攻取北京。刘芳亮取潞安时，守土各官早已遁去，城门不闭，郡城不守。刘芳亮遂拥众入城，分置大顺各官，以孙明翼为防御使、师心知为府尹、刘延历为长子县令、张士英为屯留县令。沈藩定陶王呈秲同长子效锋闻义军至，拜墓毕，即同赴井死，以身殉社稷。刘芳亮攻占沈府，执沈王迥滼，留宫中搜括金银、销熔宝器数日。又追索郡王、宗室、乡绅及故宦子孙、乡士大夫捐助，对于死去的官吏，复收其子孙。严刑酷拷，敲扑之余，继以炮烙。稷山王效鈦、陵川王效链、右副都督同知郑其心、昌平知州焦祟功，皆惨弊于酷刑之下。大索金银，动以千万计。无一得免者。各县也都如此执行。刘芳亮率军东下河南离开时，挟沈王迥滼于马上北走，迥滼后不知所终。留起义将领刘忠据守郡城，8月，驱在城男子八岁以上者，悉数出城，折毁四关及附近角沿村、李家庄、五马村等处村舍，只剩长治孤城屹立。10月清兵自泽州北上，刘忠并各官皆逃去。清兵占据潞安。所至秋毫无犯。以匿于民间的明通判冯圣兆摄冀南道事。以次诛杀大顺防御使孙明翼、府尹师心知、长子县令刘延历、屯留县令张士英等。随即清兵北上攻太原，刘忠虚复来攻潞安城，缚云梯，穿地道，几至失陷。署道冯圣兆登城固守，攻之不克。清兵自太原赴援，潞安围解。

　　明代商业经济领域为世瞩目的现象，是山西商人的兴起。明代中国商人按地域分，有徽商、西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等，其中徽商、西商实力最强大。徽商即南直隶微州(今安徽歙县)之商人，因境内有新安江，又称新安商人。西商即是以山西平阳(临汾)、潞(长治)、泽(晋城)商人为代表的晋商。有时与关陕商合称山陕商人。

　　谢肇制《五杂俎》卷4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是怎么说的,“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晋商起家者多为太原以南平阳、泽、潞、汾州等府及晋北大同府，太原县、代州者亦多。晋商之兴起的原因，主要得益于地理人文环境条件。明初北方为抵御蒙古攻扰，于长城沿线设九边，横贯东西。这一绵长的军事线形成巨大的军事需求市场，茶、马、盐、铁与军粮军饷开支为市场必不可少，山西及长治处在南北民族接触的枢纽地带，利之所趋，商贸必然活跃。潞商作为晋商中的一个支派，与晋商一样，也在明初实行的“开中法”中得到了实惠。所谓开中，就是让商人把粮食输送到指定兵站，然后发给盐引(贩盐许可证)，准许其贩盐作为报偿。对盐的经营权，历朝历代都由国家统管。开中法的实施，无疑给山西商人的兴起带来极大的机遇。晋商以近便的地理条件捷足先登,成为中国第一批中盐商人。在以后的二三百年间,晋商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所有盐业，河北、淮扬、福建、四川、云贵……,到处都是山西的大盐商，其资本浩大，“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从政录》)。泽潞商人因地域相连很自然地在晋商中形成了“泽潞之纲”（《长芦盐法志》），“纲”就是行帮群体，这是潞商形成的最早形态。

　　明代长治丝绸织造业发展迅速。明洪武中，朝廷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在潞州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北方织造中心，上党的潞绸被列为贡品，声誉极高。当时，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千余张，分为6班72号，各机户均被登记在册，发给执照，犹如职工档案。明朝政府每十年在潞州派造潞绸4970匹。所谓“潞州机杼斗巧，织作绮丽，衣天下”。

　　明中后期，潞绸有钱人家乃至一般平民皆可衣用，且流行于外夷。潞绸原料为蚕丝，潞绸之兴带动了销售蚕丝的丝行，购丝“远及川湖之地”。潞绸商铺开设于外地，北与蒙古人交易。河北宣化即有潞州绸铺、泽州帕铺，明末北京前门多有晋商绸店。

　　但到明末，潞绸业因天灾人祸趋于衰萎。万历十四年至十八年(1586——1590)，潞安府潞城、黎城、屯留等县大旱，桑树枯槁，蚕丝大减，而明廷“商税苛繁”，“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十余年间，坐派潞绸15000匹，用银80064两；造成机户困急、赔累难支，使荡产破家者甚多。

　　与潞绸同负盛名的潞安砂器精致适用，嘉靖间成为贡品，万历时吕坤上《停止砂锅潞绸疏》载，嘉靖间征派潞安府砂器为5000个，次年剧增为15000个，万历十八年(1590)更增至19500个，合银110余两。其每个仅值5厘多，而耗运费大大高于器物工本，原用荆筐装运，嘉靖间又改为红木柜装置，运费尤重，万历间又规定以白净棉花垫塞，购棉需到河南，兼之沿途打点，成本费高得惊人，达工本价26倍之多。这类贡品皆系征派，潞州之民实在不堪负担，故砂器业急剧衰落。及至清初，统治者较明代更为苛刻，潞绸及砂器业更加衰敝不振了。

　　明代潞州烧酒是山西的名酒，明人谢肇制《五杂俎》卷11称“襄陵甚冽，而潞酒奇苦”。

崔宪兵 · 发表于 2010-2-16 23:05:17

拜读了

建议此帖另发，放在“祝贺”里似乎欠妥

崔国华 · 发表于 2010-2-20 18:57:31

感谢兴威本家提供山西上党的历史资料。拜读了！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0-2-21 15:51:54

支持!本家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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