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齐国资料

崔家强 · 发表于 2010-2-15 21:26:55

姜太公当初受封的齐国，所拥有的领域包括今山东省益都县以西至历城、聊城两县之间，以及河北省沧、景诸县，东南至海的一大片地方，跟同一时期的其他诸侯比较起来，算得是一个幅员广大，而又地位尊贵崇高的大国。当时齐国的国都设于营丘，亦即现在山东省的临淄县，姜太公的后裔从3100多年以前就繁衍于此
姜太公的故事八十老人垂钓渭滨
姜尚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是以一个与众不同的钓渔翁的形象出现在?溪的。?溪在秦岭脚下，当时属周朝西伯属地，即今陕西省宝鸡市的?溪。
这个钓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年届八旬，鹤发童颜，白须飘飘，气宇轩昂，手持钓竿，俨然有神仙之概。
更为奇怪的是，他的鱼钩是直的，没有鱼饵，而且离水面三尺。
这是在钓鱼吗？
《封神演义》里引了一首诗，将姜尚的用心一语道破：“短竿长钓守?溪，这个机关哪得知，只钓当朝君与相，何尝意在水中鱼？”
还有一句民间广泛流传的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现在，我们当然很熟悉这位老渔翁的用意了。但在那时，我想，当地的人一定会迷惑不解：这位奇怪的老渔翁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在“钓”什么？
姜尚本不是?溪人，但他具体是哪个地方的人，至今也是众说纷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是“东海上人”，有人将“东海上”解为“东海海滨”；又有人考证说“东海上”即今河南许昌。郦道元《水经注》则认为姜尚是河南汲县人。又有学者从姬、姜两姓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中得出结论，说姜尚不可能是东海海滨人。当然，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姜尚姓姜，他还有氏，氏为“吕”。在上古母系社会时期，孩子是要随母亲姓的，“姓”字为“女”加“生”，可知“姓”为母系社会的产物。后来，男性社会地位提高了，也有跟着父亲姓的，父亲的姓叫“氏”。再后来，人们既有“姓”，也有“氏”。春秋战国以后，“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而姜尚生活的时代，虽然已是父系社会，但还是随母亲姓姜。据说，吕尚的祖先曾经辅佐禹治水，因功封于吕（在今河南南阳西），所以以吕为氏，后人也叫他吕尚。
《史记索引》说姜尚“姓姜名牙”，《史记集解》裴案：“盖牙是字，尚是其名。”
《封神演义》里则说姜尚字子牙，号飞熊，于是民间习惯上以其字称呼之。
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溪，有个名胜区就叫钓鱼台，风景优美，相传是姜尚垂钓的地方。钓鱼台下，水流湍激，浪花飞溅，名“云雾潭”。据说，姜尚在这里垂钓九年，双膝已将泉边的石头跪磨出两道深深的印痕，放置钓竿的地方也磨出了一条大拇指粗的竹竿痕迹。这么说来，姜尚七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儿垂钓了。
钓鱼台西，有太公庙；南边有个山洞，叫毋忌洞。
姜尚垂钓之事，颇多神奇传说。
据传毋忌本是一个樵夫，见姜尚绝非一般人物，曾荐之于周文王。《封神演义》里写姜尚垂钓时曾遇到一个樵子武吉的故事，即本此传说。
汉刘向《说苑》载，姜尚在渭滨垂钓时钓到了一条鲤鱼，剖开鱼腹，得到一张字条，上书“吕望封于齐”。此系后人编造，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宋书·符瑞志》载姜尚在答周文王姬昌问时说：“我钓鱼钓到了一块小玉石，上面有字：‘姬受命，吕来提，撰《尔雅》，钤报在齐。’我曾出去游玩，见到一个红通通的人从洛水里冒出来，传授给我一本书，说：‘曰命曰吕，佐昌者子。’”
《宋书》所载姜尚装神弄鬼、自吹自擂，显系后人编造，亦不足信。
又据民间传说，周文王姬昌得知有个奇怪的老头垂钓之事后，便派儿子姬发(即周武王)前去看看情况。姬发来到钓鱼台边，见姜尚头也不回，专心致志地垂钓，口中还念念有词：“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一会儿，果然钓上了一条小鱼。姜尚将鱼用刀剖开，发现鱼腹内有一块璜石（玉石），只见他随手将璜石往河过面一丢，璜石飞到对岸，突然间变成一块巨大的碗形巨石，这就是今天人们见到的钓鱼台旁那块巨大而奇特的“丢石”，又叫大鹫石。清人徐文博还在“丢石”上书刻了“孕璜遗璞”四个大字，意思是这块石头的里面包含着美玉。
姬发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急急忙忙回去向父亲讲述此事。周文王知道这个怪老头并非等闲之辈，遂斋戒三日，毕恭毕敬地前去拜访，尊姜尚为师，并将姜尚扶上自己的舆车，亲自为姜尚拉车。
车行至今朱贤村时，拉车的绳子突然断了，姜尚在车上问：“你总共拉了我多少步?”文王说：“八百零八步。”姜尚大笑：“那我就保你的江山八百零八年。”后来周朝江山果然持续了八百多年。
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而已，乃无稽之谈。
透过这些神话般的传说，有两个基本点是可以确定的：一是姜尚确实在?溪垂钓过，二是周文王与姜尚确实在那里相会。
关于姜尚如何来到西伯管辖区内，司马迁记录了两种说法，一是姜尚曾在殷朝为官，因殷纣王荒淫无道，乃离开殷纣王，四处游说诸侯，以图建功立业。游来游去，仍怀才不遇，这才来到周地。二是姜尚本隐居海滨，因为殷纣王逮捕了周文王，文王的大臣们束手无策，才慕名请来了隐士姜尚。
又据谯周《古史考》记载，姜尚曾“屠牛于朝歌，卖饭于盟津。”
如果说姜尚是被人请去的，那么他垂钓渭滨之事便成了空*来风。而子虚乌有之事，又怎么会盛传三千年而不衰？
他既然曾在殷纣王的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住过，又曾在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卖过饭，那么，他大老远地跑到东海去隐居，令人怀疑。
对比各种记载，我们可以确信，姜尚是自己来到渭滨的，正如唐朝大诗人李白所吟咏的那样：“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让我们根据诸史的记载，拨开蒙在上面的历史迷雾，便大体可以知道姜尚到西歧前的一些情况了。
他壮年时曾做过殷纣王的官。
殷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一名受，又名辛。因商朝的国都由盘庚迁到了殷（在今河南安阳），所以，后人习惯上称商朝称为殷商。到了殷纣的父亲帝乙时，又将都城迁到了朝歌，但人们仍称商为殷商，称纣为殷纣王。
如果殷纣王是个贤明君主的话，姜尚很可能是个治世之能臣，完全可以在殷朝做出一番事业。
但姜尚是不幸的。他为之服务的殷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在这样的昏君暴君手下，日子肯定不好过。不用说建功立业，恐怕能不能保住性命还是个问题。
在黑暗的朝廷里，他只是个小官，空有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一年又一年，姜尚老了，“老却英雄似等闲”。
既然不能在旧的朝廷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就不妨去推翻它！姜尚毅然决然离开了殷纣王。
不做官了，又暂时找不到别的出路，姜尚便在都城做起了小买卖，先是屠牛卖肉，很可能蚀了本，便改行卖饭卖浆。估计他生来就没有做生意的才能，所以卖饭也挣不到钱。
姜尚的妻子马氏难耐生活之苦，抱怨姜尚不能养家糊口、没出息，竟离他而去。
妻子走了，姜尚反倒自由了，他开始周游列国，想发现诸侯中的贤明之君而辅佐之。后来听说西伯姬昌敬老爱贤，而且怀有雄才大略，便来到了周地。
如何才能引起姬昌的注意呢？姜尚肯定为此动了一番脑筋。
他是个博学之人，对兵家奇谋秘计尤其精通。不出奇计，便不能引起姬昌的重视。
于是，一个须发皆白、丰神俊朗的老人在?溪出现了。正可谓：“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岂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
贤君能臣风云际会
西伯姬昌发现姜尚的过程也很神奇。
据《史记》以及传为姜尚所作的兵家经典《六韬》记载，姬昌一日将外出打猎，命太史编占卜出行的地点及吉凶征兆，太史编经过煞有介事的占卜，对姬昌说：“您到渭水北岸去狩猎，将有很大的收获。您的猎物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也不是罴，而是一个能辅佐您成就霸业的人。“
姬昌将信将疑，问：“真的如此吗？”
太史编说：“我的远祖太史畴为夏禹占卜，也曾得到这样的吉兆，果然夏禹得到了能臣皋陶。”
于是姬昌信以为真了，正儿八经地斋戒了三天，然后坐上打猎的车，来到了渭水之滨。在这里，果然没有龙、螭、虎、罴，却有一个垂钓的白胡子老头。
姬昌见正在垂钓的姜尚正襟危坐、心无旁骛，想到占卜之事，料知“霸王之辅”必是此人，遂上前搭话：“子乐渔也？”意思是，您喜欢钓鱼吗？
姜尚见“鱼”儿上钩，心中暗喜，却不形于色，回答道：“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吾渔其有似也。”意思是，君子之乐，在于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凡人之乐，在于能做成自己的一点小事。这道理与我钓鱼有些相同。
姬昌不解，再问之，姜尚继续给姬昌上课，说掌握钓竿与掌握权柄差不多，都是为了所得，道理深得很！
姬昌更加不解，请姜尚作一下详细解释。
姜尚说，水的源头充沛则水流畅，水流畅则鱼儿便能生存，这是自然之情。大树的根深，树木才能生长茂盛；树木生长茂盛，才能果实累累。这是自然之情。君子之间相处，志同则道合，志同道合，事业就能成功。这也是自然之情。
姬昌见姜尚谈吐不凡，更相信太史编的占卜了。于是又进一步问如何使天下归心，姜尚乃说出一段振聋发聩的名言来：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天下归之。”
《六韬》里记载的这段洋溢着民主光辉与人本思想的话，竟是出自三千多年前姜尚之口！也难怪有人曾举此例来说明《六韬》非姜尚所作，乃后人伪托。
仅就这段话来说，我宁愿相信是出自姜尚之口。既然在皇权日益加强的时代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在民风淳朴、君权式微的殷朝末年，睿智如姜尚者，如何说不得？
姬昌闻言大喜，说：“我的先辈太公曾说，将有贵人来这里，周国会因此而兴盛。真的是您吗？我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遂恭恭敬敬地将姜尚请上车，与他一起回到自己的住所，尊姜尚为自己的老师。
由“吾太公望子久矣”这句话，”姜尚又被人称为太公望、吕望、姜望、姜太公。
姜尚垂钓周文王的故事，比刘备三顾茅庐还要富有传奇色彩，也难怪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了。
君臣遇合，风云际会，真堪令人浮一大白！
大概在姬昌遇姜太公之后不久，便发生了一桩严重事件。由于姬昌胸怀大志，到处笼络人心，招贤纳士，引起了一些商朝大臣的怀疑与不安。崇侯虎对殷纣王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都归附他，这将对陛下您不利。”纣王遂立即将姬昌逮捕，囚之于?（今河南汤阴北）里。
姬昌在被囚期间，无聊时便推演八卦以打发时光。相传《周易》便是姬昌被囚时创作的。
这可忙坏了他的大臣们。姜尚与散宜生、闳夭等采取给殷纣王行贿的办法来解救姬昌。
他们知道殷纣王是好色之徒，便找了一个美女，又采办了宝马奇物，通过殷纣王的宠臣费仲献上。殷纣王见到这些礼物，心花怒放，还故作廉洁地说：“有一样就够了，何必这么多？”
姬昌就这么脱险了，而且还因祸得福。厚礼使纣王觉得欠了姬昌的人情，不仅赐给姬昌弓矢斧钺，还特许姬昌有权征伐别的诸侯，并向姬昌出卖了崇侯虎：“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如果那位有志者要写一本《贿赂史》的话，姜尚等人大概可算得上是始作俑者了。
姜尚还从理论上论述了贿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翻开《六韬》，在“文伐”十二计中，竟有四条计是专门讲行贿的。如：
“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受害。”
“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
“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
“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
相对于军事行动（武伐）而言，姜太公将这类计策说得很文雅，名之为“文伐”。这件事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姜太公是行贿的高手。
笔者不禁联想到，姜太公垂钓渭滨，是不是也采用了此类秘计呢？
有人说姜太公在渭滨垂钓近十年，如此守株待兔，未免太笨。这也绝不是一个胸藏千种妙计的兵家始祖的做法。再说，如果姬昌一辈子也不到渭滨打猎呢？这么一来，让姜太公去钓谁？唐朝诗人胡曾在诗中曾作过这种设想：“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钩。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意思是，如果太史编不说所谓的“非龙非螭非虎非罴（罴乃熊的一种）”，姜尚也只有面对夕阳一年一年地老下去了。
最为可疑的是太史编的占卜。没有太史编引导姬昌到渭水北崖打猎，能有他们君臣遇合吗？
而且，太史编言之凿凿，说姬昌此番狩猎，将会得到王佐之才。与其说姬昌是去打猎，不如说姬昌是去验证太史编的占卜。
占卜真的那么准吗？古人缺乏科学知识，迷信天意，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不能不产生怀疑。
说不定，姜尚正是采用了贿赂法，收买了太史编，让太史编以占卜来迷惑姬昌，引导他到渭滨相会。
略施小计，便达到了目的。只有无计可施的傻子，才会什么也不干地在渭滨垂钓九年。
而且，这样以天意来愚弄姬昌，使姬昌深信此为天降斯人，比通过别人引荐要强之百倍。
而《竹书纪年》所载与《史记》等书不同，说姬昌得到姜太公是在他获释之后。由于年代久远，诸书所载互有龃龉，在所难免，我们只能从其较为合理、较为详细、较为常见者。
姬昌获释后的情况，《史记》记得比较简略：“周西伯昌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点明姜太公实是后世军事家们所崇拜的兵家始祖。
姬昌脱险后，更加紧了推翻商朝的行动。在姜太公的辅佐下，他伐犬戎、征密须、败耆国，迅速扩张自己的领地。
姬昌获释的第五年，他开始征伐向纣王进谗的崇侯虎，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就在这一年，姬昌将都城从歧下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县境内）。
经过五六年的东讨西伐，西伯实力大增。史载“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
就在周灭崇侯虎的第二年，姬昌未能实现灭商的宏愿，赍志而终。其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周武王之知人善任，颇似其父。他非常尊敬姜太公，不仅象姬昌那样尊姜尚为师，还把姜尚视为父亲，称之为“师尚父”、“尚父”。
这时，姜太公已是八十六岁的老人了。
备战九年阅兵孟津
姬发即位后，仍把颠覆商朝作为既定之策。姜太公为此辅佐姬发又作了九年的准备工作。
虽然说天下三分有二分归周，但各诸侯国是不是真的听从周武王姬发的号令还是个未知数。于是，姬发与姜尚准备作一次阅兵，或者说战前军事力量总动员。
公元前1048年，姬发与姜尚挥师东进，阅兵于孟津。出师之日，姜太公左杖黄钺，右持白旄，威风凛凛地号令军队：“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
于是各部争先恐后，迅速抵达于孟津。
姬昌在横渡黄河、前往孟津的途中，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当他的船驶到黄河中流时，一条白鱼突然跃到了船中。那时人们非常迷信，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分析是吉还是凶，武王也不例外。于是，武王忙将白鱼捡起祭祀天地，祈求此番出征大吉大利。后人附会此事，认为“白鱼入舟”乃武王灭殷之象。
渡过黄河之后，又发生了一件“赤鸟降临”的奇事。道是姬发找了个房子暂时休息。忽见一团火球从天而降，正落在姬发所住的房子上面。转眼间，火球变成了一只鸟，颜色鲜红，鸣声悦耳。据说赤色是周室所崇尚的颜色，而鸟代表孝顺，这说明姬发将完成其父的未竟之业。
又是“白鱼入舟”，又是“赤鸟降临”，总之这次出征吉祥得不得了。
各诸侯国闻知姬发与姜太公东征，不待姬发征召，也纷纷前来相助，不期而会者竟有八百诸侯。商朝有1800多个诸侯国，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这次会盟，将近一半的诸侯都来了，亦可见周国的号召力。
孟津后来又叫“盟津”，即由诸侯在此会盟而得名。
面对会盟军队的赫赫声势，众诸侯皆跃跃欲试，劝武王乘此时机征伐殷纣，武王却拒绝了。
为什么武王没有当机立断乘势伐纣呢？这恐怕是因为武王仍担心力量不足之故。盖当时虽然各诸侯国已归附于周，但殷纣王仍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武王自感无必胜之信心，故只是检阅一下军事力量，尚不敢直捣商都。
又过了二年，纣王更加昏暴，天天不理政事，只知饮酒淫乐。他曾大兴土木，建造苑台，在里面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体相逐其间。又喜欢与他宠爱的美人妲己为长夜之饮，荒淫无度。
殷朝本来也有几个忠直之士，但在殷纣的淫威之下，或死或逃，或缄口不言。能够有资格进谏的，也只剩两三个皇亲国戚了，如微子、箕子、比干，皆曾劝谏过纣王，无奈忠言逆耳，纣王视其三人如同寇仇。
微子本是殷纣的哥哥，屡次进谏，纣王大为不悦，遂撤销微子的职务，将他赶出了朝廷。微子遂逃亡至周。
比干是殷纣的叔父，正直得有些迂腐，他不接受微子被逐的教训，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傻乎乎地再去进谏，纣烦了，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竟将比干的心剖了出来，看看这个“圣人”的心到底有没有七个洞。
纣的另一个叔父箕子见状，知殷纣已不可救药，乃装疯以图保全性命。
《韩非子》还记载了箕子的一个小故事：纣淫乐起来无日无夜，时间一长，竟忘了日期。问左右，左右也不知今夕何夕，便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其学生说：“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乃“辞以醉而不知”。
与比干相比，箕子还不那么认死理，但也难为殷纣所容，到底还是被捕入狱了。
听不得逆耳之言，乃凡人之常情，其害尚轻。但对执有一国国政的人来说，如果听不得逆耳之言，就危乎殆哉了。如果说，满朝上下听不到一句反面意见、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那么，其政事还用问吗？
殷纣的倒行逆施，使朝野上下对殷纣已不抱任何幻想。姬发与姜尚审时度势，决定对殷纣一战。
牧野洋洋尚父膺扬
在世界战争史上，推翻殷商王朝的牧野之战，一役而毕其功，以其干净漂亮为后世军事家所推崇。
这次神奇的战役，当然是姜尚的杰作。
孟津阅兵两年之后，姬发听说殷纣杀比干、囚箕子，乃问姜太公：“殷纣朝中的贤者、仁者已经没有了，可以讨伐了吧？”姜太公道：“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夏条可结，冬冰可折，时难得而易失。”鼓励姬发不失时机地兴兵伐纣。
于是，姬发将纣之暴行通报给诸侯各国，说明不得不兴义师讨伐殷纣，并号召诸侯再次会师孟津。
公元前1046年1月3日，姬发与姜太公率周师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进发。史载当时周出动的兵力计有战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身披铠甲的战士）四万五千人。
为了显示不夺取胜利誓不罢休的决心，姬发率军渡过黄河后，将船只全部烧毁，将桥梁拆除，以示此次出征已无退路。
姜尚对人说：“太子（此时姬发已经即位）为父报仇，今死无生，所过津梁，皆悉烧之。”（见《太平御览·四百八十二》）
正行进中，忽然大风吹来，将中军大旗折断。古人很迷信，认为风摧大旆，乃不吉之兆。因此大臣散宜生对姬发说：“这是不吉兆吧？”
姬发还算明智，回答道：“这是天降大兵。”
说来也怪，一会儿，又忽降大雨，散宜生害怕了，再对姬发说：“这是不吉兆吧？”
姬发还是那句话：“这是天降大兵。”
接连碰到这样的事，姬发也觉得不放心，便命人烧龟占卜。不料刚点燃龟盖，火就灭了。散宜生又道：“这是不祥之兆吧？”
据说，周公见此次出兵，屡遇不祥之兆，也感心中不安，便对姬发说：“今时逆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
姜尚见周公也建议半途而废，非常生气，道：“今纣将比干挖心，将箕子囚禁，重用飞廉之流的贪官污吏，伐之有何不可？用枯草朽骨占卜，能占卜出什么来？”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八》、《韩诗外传·三》、《论衡·卜筮篇》等书都记载了周武王与姜尚出师遇不祥之兆的事，大同小异。由此可知，若无姜尚的坚决果断和姬发的明智自信，这此出征很可能半途而废。
姬发当然知道，此番出兵，绝不能打退堂鼓。一旦临阵退缩，事情将不可收拾。于是采纳姜尚的意见，麾军继续向孟津进发。
诸侯也果然很听招呼，皆率军来会。
姬发和他的叔叔周公旦有个同样的毛病，就是爱作重要讲话。见诸侯齐来会盟，赶忙作了一番讲话，意思是殷纣王听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我们要替天行道，共行天罚。
这时的姜太公已经九十七岁高龄了，仍精神矍烁，思维敏捷。他审时度势，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方针，不注重攻取一城一地，而是麾师向殷都急进，直捣敌之心脏。
没用几天，诸侯联军已至殷都朝歌的南郊牧野。牧野距朝歌仅三十里。
殷纣惊闻诸侯军队已至朝歌郊外，如梦方醒，急忙发兵七十万应战。
大战前夕，姬发学着上次孟津会盟时姜太公的样子，左杖黄钺，右持白旄，又作了一番重要讲话，讲话全文就是收录到《尚书》》里的《牧誓》。
姬发说：“各位友邦国君，各位大臣，各位司徒、司马、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髦、微、卢、彭、濮的人们，举起你们的戈，拿好你们的盾，我要发表讲话了！”
他先从母鸡打鸣谈起：“古人曾说过，母鸡在早晨是不打鸣的，如果母鸡打鸣了，那么这个家庭就会败落。如今，纣王却听信女人之言，不祭祀自己的祖先，粗暴地对待自己的长辈和兄弟，对他们不加任用。而对四方犯有重罪的逃犯，却推崇他们、信任他们、重用他们，让他们担任大夫、卿士等要职，使他们残暴地对待百姓，在国内违法乱纪。现在，我姬发要替老天爷来惩罚殷纣。你们今天作战，行进时不超过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来等队伍，以便走整齐。将士们努力吧！刺击时，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应停下来等阵容排整齐。努力吧将士们！希望你们威武雄壮，象虎象貔，象熊象罴。在这商都之郊，不要拒绝前来投降的人，这些人还要为我所用。努力吧将士们！你们如果不奋勇作战，将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
姬发讲完了话，纣王的军队也开到了牧野，两军对垒，一场恶战势在不免。
而战斗开始后，却出奇地顺利。姜太公不顾年事已高，亲麾“大卒”从正面冲击敌阵，商军顿时大乱。由于商纣早已失去人心，所以商军人数虽众，战斗力却不强，在周师的猛烈冲击下，许多商朝士兵临阵倒戈，刹那间，商军一败涂地。
牧野之战如此痛快淋漓，恐怕大出姬发之意外。两年前孟津会盟时，大家劝他乘势进军，他还犹豫不敢。其实，如果当时姬发下定决心的话，一鼓作气，直捣朝歌，也未尝不会成功。
当初诸侯军队在孟津耀武扬威，不知纣王知不知道。如果知道此事，纣王还有一隙之明的话，当会重振朝纲、训练军队、加强防范，那么，两年之后，姬发未必能如此容易地得手。
可笑的是，殷纣很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恐怕是朝野上下人人皆知，唯独这个名副其实的“独夫”还被蒙在鼓里。
牧野之战的迅速胜利，固然是由于殷纣尽失人心，但姜太公所采用的正确的战略战术，也是胜利的关键之着。
战斗一开始，姜太公便指挥“大卒”冲击敌阵。何谓“大卒”？据《史记》正义的解释，“大卒”是指战车与虎贲、甲士，近五万人。也就是说，姜太公动用了周师最精锐的力量冲锋陷阵，从中央突破了敌军的阵营，令敌人大乱相失。
《尚书·武成》有这样一段话：“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双方战士血流成河，竞能将大木棒漂起来，虽是夸张的笔法，亦可见当时战车冲入敌阵之后战斗之激烈。
紧接着，诸侯的军队也一拥而上，顿时使殷军兵败如山倒。
以五万敌七十万，令人不得不佩服姜太公的英武果敢。据《六韬》所载，武王频频向太公请教以寡击众、以弱胜强之法，可知当时殷商的军队人数还是很庞大的，周师至少在军队的数量上处于劣势。由此说来，牧野之战是以寡击众、以弱胜强，当无异议。
虽然周师兵员数量不及殷纣，但装备精良，完全可以以一抵十。史载周师有战车，有虎贲，有甲士，却无殷师有战车甲士之类的记载，可知殷师装备极差。大概是因为天下承平日久，加上殷纣不理国事，故而军备松弛，战具缺乏，即使兵员众多，但并没有多少战斗力。相传殷纣为了作垂死挣扎，将朝歌监狱里的犯人和都城中的百姓全驱赶到战场上去了，否则，在短时间内，他不可能从外地调集数十万军队晋京，说其纠合的七十万人为乌合之众亦不为过。
姜太公选择在牧野与商军决战，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牧野，顾名思义，是牧马之野。此地平旷开阔，正好适合战车纵横驰骋、发挥威力。
姜太公一直非常重视先进武器的使用。在《六韬》中，他多次论及先进武器对加速战争进程的重要性，如：
“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虎韬·军用第三十一》）
“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车骁骑，驰阵选锋，见可击则击之。”（《犬韬·武锋第五十二》）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邀击）强敌、遮（阻断）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追击）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犬韬·均兵第五十五》）
在论“车战八胜”时又说：“敌之前后行阵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即陷之，阵不坚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
可见，姜太公正是在敌军匆匆开到牧野、尚未布好阵势之时，即向敌阵发动了雷霆万钧般的进攻，令敌军瞬间瓦解。
在这场漂亮的大决战背后，隐含着姜太公的卓越智慧，成如容易却艰辛。
《诗经·大雅》中有篇《大明》，就歌颂了姜太公在牧野之战中的风采：“牧野洋洋，檀车煌煌，……维师尚父，时维膺扬（威武貌）。”
建立齐国百废俱兴
牧野之战结束后，姬发与他的师尚父率诸侯大军兵不血刃，长趋直入商都朝歌。
暴君殷纣王走投无路，跑到鹿台之上自焚而死。殷商遂亡。
姬发来到纣王的焦尸旁，挥起黄钺，将纣的脑袋砍下，挂到大白旗竿上。
纣的宠妃妲己也上吊死了。姬发将她的头砍下来，挂到小白旗上。
中国人有种荒唐的观念，即“狐媚惑主”，将昏君、暴君的胡作非为归咎于他所宠爱的后妃身上。司马公在《外戚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议论：“夏朝之兴盛是因为禹娶了涂山氏；夏桀之被流放是因为他宠爱末喜；殷朝之兴盛是因为有狨氏；纣王之被杀是因为宠爱妲己；周朝之兴盛是因为有了姜原；周幽王之被擒是由于他宠爱褒姒。” 这段高论，是“红颜祸水”论的滥觞和发凡。数千年来，中国人总把国家兴亡联系到美女身上，于是一批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如末喜、妲己、褒姒、西施、貂婵、张丽华、花蕊夫人、杨玉环……便成了亡国之君的替罪羊，夏桀、殷纣、周幽之流竟成了受害者。似乎没有这些美女，他们的江山就可以延续“万万年”。
其实在当时皇权高于一切的情况下，漂亮女子只不过是昏君手中的玩物，又怎能关乎国家兴亡之大计？
因为是历史上著名昏君和暴君的宠妃，妲己的命运注定是不幸的。
妲己上吊死了，有些人觉得还不过瘾，便在一些稗史和野史中，让姜尚将她明正典刑。
有记载说，妲己在被砍头前对行刑者说：“请你去告诉西伯，如果没有我，纣王就不会荒淫亡国，这是我的功劳。”姬发闻知，便去了刑场，见妲己天生丽质，顿时心生爱怜，想赦免了她。姜太公怕妲己再去迷惑姬发，便说：“不能宽恕这个狐狸精！”遂令刽子手行刑。
不想刽子手见妲己面如芙蓉，肤如白玉，自有千般娇媚、万种风情，竟也不忍下手，姜太公只好亲自动手，斩杀妲己。姬发见状，也只有徒唤奈何了。
姬发平商，遂王天下，定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以东），是为周武王。他的父亲姬昌则被尊为文王。
面对天下初定、百废待兴的局面，姬发又得靠“师尚父”来制定大政方针。在姜尚的指点下，周武王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以赈济贫民；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以笼络人心。为示宽大，武王还封殷纣之子武庚治理殷地，以安抚殷之遗民。因为对武庚不放心，武王又派其弟管叔、蔡叔为殷相以监督之。
然后是分封功臣。武王首先要封的大功臣，便是他的师尚父。之后是他的弟弟周公、召公。当然，参与伐纣的诸侯都受到了分封，皆大欢喜。
姜尚被封到齐之营丘。当时齐地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大物博，属于富饶地区，即今山东一带。营丘在恰在齐地的中心。
周公旦被封到了鲁国，即今山东南部一带。
据《淮南子·齐俗训》，姜太公与周公在受封后闲聊，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道：“尊尊亲亲。”意思是尊崇地位高的人，亲近自己的亲属宗族。太公闻言道：“鲁从此弱矣！”周公又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答道：“举贤而上功。”意思是任用有才能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周公道：“后世必有劫杀之君。”意思是太公这么做，会出现大权独揽的臣子，臣子大权独揽，会导致其弑君自立。果然，齐国日益强大，但经二十四代便由田氏取而代之；鲁国日益弱小，但没有臣子篡位，至三十二代才亡。
周公只为自己的家族考虑，任人唯亲，所以尽管国家日益衰弱，却悠悠不亡；太公为齐国考虑，唯才是举，所以虽然政权易手，却依然雄霸天下。后来秦国吞并诸国，齐国是最后被消灭的一个国家。
其实鲁国并非没有篡位之事，不过篡位弑君的都是周公的宗族后代罢了。
从太公与周公的对话中，我们倒也悟出了一点封建专制与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只为了自己或一族的利益，国家必然衰弱；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必须放弃一己之私利。尽管政权易手，也是“天下为公”的表现。这和姜尚在《六韬》里倡言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是一致的。
有人曾说：美国每四年政权就被颠覆一次。与满脑子专制思想的人谈民主，正如夏虫不可与言冰。
就在姜太公归国之前，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当初嫌弃他、离他而去的结发之妻马氏居然还活着，她见昔日的老公突然成了新王朝的开国元勋，威风赫赫，德高望重，当朝帝王不仅师事之，而且父事之，为万众所景仰。马氏为此后悔不迭，便去求见，跪在姜尚面前，请求得到丈夫的宽恕。姜太公默默无语，只命人打来一盆水，把水泼在地上，叫马氏把这盆水再收回来。“覆水难收”这个成语便是由这里来的。马氏知道与丈夫和好已是万万不能，只好尴尬而去。《封神演义》则说马氏得知前夫富贵后，越想越羞愧，便上了吊。当然这些都是小说家言，聊供谈资，并不足信。
年届百龄的姜太公终于功成名遂了。在前往营丘的路上，他一定百感交集。大器往往晚成，但象他这样晚成的，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
造物主是公平的，它往往赋予大器晚成者以非凡的生命力。而且，这些大器晚成者逾到晚年，其生命逾是焕发出璀璨的光芒，这夺目的光芒足以照亮其暗淡的过去和漫长的一生。
姜太公一行慢慢地向东方行进。在他的面前，还有一段很长的征程……
他的年纪太大了，长途跋涉的劳累，使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所以，他走得很慢，见到客店，便要进去休息一下。
在快到营丘的时候，姜太公见天色已晚，便找到一家客店住了下来。
半夜时分，姜太公突然睡不着了，他听到隔壁有人说话，好像是店主的声音。只听那人道：“时机难得而易失。这位客人睡得很香，想必不是要到自己封地的人。”
当时，周武王分封诸侯后，因周室初定，外地的情况不明，诸侯们生怕有变，都急忙上路奔赴自己的封地。可能有的诸侯行至此地，在这个旅馆住过，因为随从众多、仪仗鲜明，又行色匆匆，所以店主以此判断这是赶赴封地的诸侯。而今天这位老者，气宇轩昂，扈从如云，很可能是一方诸侯。与别的诸侯相比，不同的是，这位客人特别沉稳，不急不躁，睡得很香，由此看来，好像又不是前往自己封地的诸侯。
姜太公闻言，不由吃了一惊。虽说齐地远离朝歌，但改朝换代之事，想必齐人也已知晓。但由谁去管理齐地，齐人一定不会知道。在此关头，如果有野心勃勃之人聚众占领齐地，他将如何就封呢？
事不宜迟。姜太公矍然而起，立即启程，披星光，踏明月，倍道兼行，黎明时分，已到营丘。
也幸亏店主的提醒，姜太公若晚到半日，事情便会不堪收拾。
姜太公刚到，东方的莱夷部落已聚众来争夺营丘。他们得知殷纣已亡，周朝初定，还没有能力来经营四方，便想趁火打劫、抢占营丘。不料姜太公先到一步，莱夷部落攻城不胜，只好撤走了。
姜太公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而且也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他身为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两代的首辅，使周室迅速强大起来，已显示出他的政治手段。如今，他以近百高龄成了一方诸侯，将再次向世人、向后世展现他的政治才干。
那时的姜太公已经认识到和平时期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司马迁说他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因他初就封地，首先要笼络民心。所以，他入乡随俗，赢得了齐民的好感。同时对商朝遗留下来的一些繁文缛节予以删繁就简，没用多长时间便使齐国政事百废俱兴。他还是个发展经济的高手，鼓励民间进行工商贸易，于是齐国日益富强，赫然成为东方大国。
两年后，周武王病逝了，他的儿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
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乃摄政当国。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姬鲜和蔡叔姬度不服，认为同样是武王的弟弟，为什么姬旦能执掌国柄而他们不能？遂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会篡位。流言传到周公那里，周公也有些不安，忙致信姜太公解释此事，说：“我之所以代行摄政，是怕天下诸侯因为成王年幼而反叛周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对不起先王。武王早逝，成王年幼，我不得不暂行摄政。”
姜太公此时已是三朝元老，也是周公的长辈，又是地方实力派。所以周公在流言面前，先要取得姜太公的谅解。
姜太公很理解周公，在关键时刻给了周公有力的支持。
而管叔、蔡叔却不肯善罢干休，竟与殷纣之子武庚发动了叛乱。从殷地肇事，在短短的时间内，叛军已占领了河南及东部至海的大片区域，一时甚嚣尘上。
危急时刻，周公毅然东征，并请姜太公协助出兵扑灭叛乱。周公授权姜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这时的姜太公已经一百多岁了。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为了社会的安定，他毅然派兵出征平叛。至于此次出征是不是姜太公亲征，史无具载。但此次出征，对齐国大有益处，从此，齐国有了征伐别的诸侯国的特权。
平叛战争整整进行了三年，才最终将叛乱镇压下去。
殷纣之子武庚被杀。管叔因是叛乱的主谋，周公大义灭亲，将其斩首。蔡叔大概属于从犯，被周公流放。
周公摄政七年，等成王长大，才归政于成王，北面就臣子之位。
姜太公在平定管蔡之乱中，又为周王朝立下了大功。齐国成了周朝在东方的屏障，是周王朝的立国柱石。
无疾而终享寿百龄
管蔡之乱平定后，姜太公便从历史上消失了。《史记·齐太公世家》只记录了一句话：“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
我们可以断定，就在管蔡之乱被平定后不久，姜太公便去世了。
史家没有对姜太公的死作详细的记载，这正说明姜太公死得很平静，是无疾而终。
姜太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即位，是为齐丁公。
其子的顺利即位、波澜不惊，也证明姜太公属正常死亡，可以说是寿终正寝。
对于一个已经一百多岁的老人来说，死亡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已经做完了他该做的事，做到了他想做的事。他的生命已经如同春花般绚烂过，已经如同秋实般成熟过。他的功业，他的学说，他的风范，他的遗泽，将在历史上永远不会磨灭。他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他所建立的齐国，在他的子孙后代们的治理下，依然是东方大国。春秋时，齐国成为春秋首霸；战国时，齐国名列战国七雄。
从公元前1046年姜太公建国，至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姜太公的后人共享国达660年，遗泽可谓源远流长。
姜太公的墓却没有留下来。
不过，古籍中有记载的姜太公墓有好几处，可惜已经无可稽考了。
如：《后汉书·郡国志》在临淄条目下引《皇览》云：“吕尚冢在县南，去县十余里，在齐桓公冢南。”
《太平寰宇记》在益都条目下引《述征记》云：“太公冢在尧山西。”
清人阎循观则在其《西涧草堂集》中说：清雍正十一年水灾，木梁台（即山东昌乐东南缘陵废城）崩，得古碣，记有“齐姜太公之墓”。
较为可信的是《礼记·檀弓》的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同“返”）葬于周。”
《齐记补遗》和清人所编《山东通志》均采纳了《礼记》的记载，说“太公冢在县南十里。太公葬于周，齐人思其德，葬衣冠于此。”
可知临淄的姜太公墓，其实只是其衣冠冢而已。
姜太公的衣冠冢在淄博市临淄区永流镇张家庄，墓高28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55米，气势巍峨。
斯人已逝，衣冠独存。所以民间流传姜太公实是神仙下凡，完成使命后，便飘然而去，无影无踪，留给后人的，只有思念与景仰，还有无尽的想象。
1993年，临淄区政府在太公衣冠冢北侧建姜太公祠，建筑面积98平方米，主殿为歇山式挂廊配殿，各三楹，现为名人书画展厅。主殿供奉着姜太公彩绘塑像，殿壁有反映姜太公辉煌一生的壁画。
司马迁曾到齐地寻访姜太公的遗迹，他在《史记》中写道：“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兵书真伪莫衷一是
作为兵家始祖的姜太公，之所以在晚年建立了如此不朽的勋业，与其年轻时的发愤用功是分不开的。在姜太公祠的壁画中，有一节题为“习武著书”，虽是后人的推测，却也不无道理。
既然被历代兵家尊为“鼻祖”，说明姜太公除了垂于后世的不朽功业，还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开天辟地般的建树。
姜太公到底有没有给后人留下著作呢？我认为这是可以肯定的。
据载，姜尚著有《六韬》六卷、《阴谋》三卷（一说三十六卷）、《阴符钤录》一卷、《金匮》二卷、《太公兵法》一卷。以上诸书中，只有《六韬》素来为世人所重，其余不是已经亡佚，便是后人伪托。如《太公兵法》，居然有大量七言诗，并且言辞鄙陋，不值一提。
今天我们还在读的兵家经典著作中，《六韬》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早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下诏，令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校订《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合刊成《武经七书》颁行天下。从此，这七部兵学著作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成了历代军人的必读书。
而汉朝的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却没有提及《六韬》。
那么，《六韬》到底是不是姜太公的著作呢？
《庄子·徐无鬼》有“金版六韬”的记载，《经典释文》注曰：“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这说明，至晚在战国初年，已有《六韬》这本书了。
正如《孙膑兵法》在西汉之后突然失踪了一样，《六韬》在秦汉时期为人们所绝口不提。而到了三国时期，又神秘地冒了出来。《三国志·先主传》注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
到了唐朝初年，长孙无忌撰《隋书·经籍志》，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这就是我们今看到的《六韬》。
此后，唐、宋、明诸史均认为《六韬》为姜尚所撰。
其实事情并没那么简单。由于《六韬》用词浅近，通俗易懂，与《尚书》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不象是姜太公那个时代的作品，所以，许多学者怀疑此书乃后人伪托之作。
清代乾隆皇帝广招天下学者编纂《四库全书》，同时编辑《四库全书总目》。在《总目提要》中，编者举了四个例子来证明《六韬》系伪书：
第一条便是《六韬》“词意浅近，不类古书”。
第二，《六韬》中有命将出征时“君避正殿”之语，而这种礼仪是战国以后才兴起的。
第三，“将军”二字，始见于《左传》，而周初无此名。
第四，书中对“阴符”解释有误。
之后，又有人从思想方面进一步论证《六韬》系伪书无疑。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为而自富”、“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万国不通，各乐其所”等语，显然属于道家思想。
1972年山东省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人们发现了《六韬》残简。这说明，汉朝以前，《六韬》一书就已经广为流传了。
可以确定，《六韬》产生的时代，当不会晚于秦汉之时，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思想活跃，富有创造力。而且，那时战乱频仍，人们颇喜谈兵，留下了许多兵书。《四库全书》所收兵家类著作共十九部，从秦汉以后到宋代以前的兵家著述才有两部，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兵学兴趣不高，如此说来，谁还有兴趣去费心劳力地作伪呢？
如果说《六韬》成书于战国时期，那么，此时离姜太公生活的时期还并不十分久远。既然有人伪造姜尚的书，正说明了两点：
一是姜尚的影响实在太大，人们希望姜尚能为后人留下著作，或者说人们渴望能读到他的著作。有了这样的需求，也就自然有人义务捉刀。
二是姜尚的确有兵书传世，但由于当时尚无印刷技术，须手写传抄，因此流不广，或已亡佚。所以，可能有读过此书的人，凭记忆，加上自己的见解，附会成书。
平心而论，能伪造《六韬》者，亦非乡曲腐儒。《六韬》后来被兵家奉为经典，可见其不乏可取之处。
一般以为，即使《六韬》不是姜太公的原创，撰著者十之八九是见到过姜尚原作的，其人在凭记忆恢复原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番加工与润色，于是便成了今天我们读到的《六韬》。
姜尚是世界上最早横空出世的军事家，被后世尊为“兵家鼻祖”。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影响深远，先秦时期，《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五部著名兵书的作者，都出自齐鲁大地。本书所写的十大军事家，竟有七位诞生在齐国故土。这里实际上已成为中华兵学研究的中心。显然，这与姜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0-2-15 21:58:00

亘古传说!

世代流传!

崔宪兵 · 发表于 2010-2-15 22:00:30

珍贵资料

崔兴威 · 发表于 2010-2-16 09:50:45

同姓一个崔，共爱一个家！

崔相臣 · 发表于 2010-2-17 06:50:53

好文章！

崔峻 · 发表于 2010-2-21 13:44:35

姜尚说的名言：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天下归之。”

崔峻 · 发表于 2010-2-21 14:12:06

支持

崔宪兵 · 发表于 2010-2-21 14:23:28

名言

崔钢兵 · 发表于 2010-3-9 23:44:37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崔兴威 · 发表于 2012-3-7 10: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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