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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强县禅家岩镇崔家梁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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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24-8-17 10:15
  • 发表于 2024-4-3 22:13: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山深处的北方没落士族门第——记宁强县禅家岩镇崔家梁崔氏% B" M6 e, p9 m: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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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2年多时间,笔者对河北省安平县博陵崔氏、四川川北崔氏以及宁强县(崔家沟)禅家岩镇崔家梁崔氏家族历史进行了研究,目前可追溯到中国西周时期的崔姓得姓始祖崔季子,同时也找到我族在隋唐时期是源自北方豪族的名门士族之家后裔——博陵崔氏(今河北省安平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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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的迁移历程是:在唐朝末年因“门阀士族”社会阶级的历史原因,先祖在唐朝晚期、宋朝、元朝逐渐从北方南迁,落户于湖广地区(今湖北孝感一带),明朝时迁至四川川北“龙安”,后于清朝时期从“龙安”另迁至陕西南部宁强县毛坝河崔家沟(方家堰)——禅家岩崔家梁生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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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今河北省安平县(博陵崔氏的发祥地)有关政府部门对当地的人物志以及“名门望族”的挖掘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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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东汉至宋代的一千多年间,博陵崔氏高官显宦不断,名人志士辈出。有记载的就有84位,其中五品以上的达55人。累至盛唐,先后为宰相者就有27人,朝野五品以上官员达400余人”。但自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崔氏后裔不及先朝,被历史所遗忘,曾经的北方豪门贵族为何一蹶不振,颠沛在历史的红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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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本文结合先朝时代的政治体系更替、阶级统治,以及先祖迁移历史与人性等诸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似乎也可以找到从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崔氏后裔没落的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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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博陵崔氏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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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族,又称世族,是我国历史上从东汉直至唐代,世代为官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家族。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其宗族位于广大农村。并在地方上拥有势力,进而参与国家政事,拥有中央权力。地方有事时,士族借助其中央权力,维护其宗族势力。中央有变时,士族在地方的宗族与地主身份仍延续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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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博陵崔氏家族一直保持着汉代的“讲经学、重儒术”的良好传统,无论是社会地位、经济实力、阶层关系、民生声望,在隋唐时期位列全国门第士族前茅——标准的地方放豪强,地位显赫,豪门贵族。所以也被历史称之为最著名的“五姓七望”之一——博陵崔氏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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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姓七望”也叫五姓七家,他们分别是来自陇西的李氏(唐朝皇帝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的崔氏、范阳的卢氏、荥阳的郑氏和太原的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在当时只要是姓——这尊贵的五个姓氏,就享有顶级豪门特权,即使没学识,也依旧能入朝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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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士族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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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姓七望”的地位十分高。当时所谈论的豪门,非“五姓七望”士族不可,连皇族都得让位。“五姓七望”到底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可以这样豪横?在当时流传一句话:“宁娶五姓女,不入皇家门”。就是说当时的男子宁愿娶这个五个大姓的女儿都不愿意做驸马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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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之一:唐文宗为庄恪太子李永选妃时,朝廷大臣的女儿们都进入了挑选名单之中,朝廷内外因此动荡不安。唐文宗得知后对宰相郑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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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为太子求娶你们荥阳郑氏有礼数的女子为妻,听说在外的大臣们都不愿与我做亲戚,我也是数百年的士族,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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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宗于是放弃了选妃的计划,但不久郑覃把孙女嫁给了出自“门阀士族”的崔皋。唐文宗无可奈何的说:“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却崇尚门第。我家已做了二百年的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和卢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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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该故事说明,李唐数百年的天子门户还比不上门阀士族九品卫佐的崔皋,可以想像唐朝“门阀士族”心目中的两者社会价值的差距。据说其原因是:李唐皇室出自关陇胡汉集团(胡汉通婚的汉人),与北方中原的“门阀士族”——“以礼法”——为门风的家法大有不同。即使李唐汉化程度较深,但与“门阀士族”相比还是相形见绌、越发仰慕。虽贵为天子也不能胜过“门阀士族”的后裔。从而进一步说明“门阀士族”的自我高标准并非没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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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之二:唐朝有个著名的宰相薛元超,是河东薛氏出身,也是唐朝的豪门,而且他还是盛唐时期的宰相。到晚年因为他娶不了“五姓七望”出身的女子为妻而一直耿耿于怀,可见“五姓七望”之女在当时的朝代是众人梦寐以求、遥不可娶的火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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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读书人有三个最高愿望:考上进士、迎娶“五姓七望”之女、入土北邙山(今洛阳北邙山)。“五姓七望”大士族为了让家族财产与地位世代保存下去,就规定五姓女不能与外人通婚,皇族也不例外。内部联姻观念深入人心,士庶高寒之间的鸿沟极深,靠着彼此之间互通婚姻,关系自然盘根错节,但也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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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五姓七望”的地位愈加稳固,久而久之达到了社会的顶峰。“五姓七望”家族他们普遍认为士族豪门子弟的学问、修养是经年累积的,从小受家庭环境熏陶。而皇族只不过是暴发户罢了,并没有什么文化底蕴,所以不屑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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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士族的底气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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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姓七望”的根本底气源自于人才,他们自认为出身世家名门,垄断了文化教育资源,就能稳固自己的地位。不管如何天下分裂,局势如何动荡,谁做皇帝都需要臣子来辅佐。于是他们注重“讲经学、尊儒术”,可以说在当朝最高的礼仪、顶级的文化都出自门阀士族们各的大家,他们掌控着一方的大环境,自然也是一方霸主豪强。另外,虽然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但科举制度并未得到良好推进和发展,因为科举制度以前的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都是被世家大族所把持着、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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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五姓七望”大族有着“占田荫客制”的特权,就是官位庇护三代亲属,在古代寻常百姓家只要能吃饱肚子就已经万事大吉了,所以当时寒门难出贵子。在官僚群体中,为政做决定的几乎都是来自各个世家士族子弟,拿捏了朝堂大权等于架空了皇帝,这就是“五姓七望”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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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渐渐地成为了士人主流的晋身渠道,尤其是普通底层寒门有了晋升机会,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世家大族子弟为了保持家族地位,也不甘落后,便开始以科举考试为官。由于“五姓七望”靠着自身强大的背景为家中子弟提供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世家大族依旧能突出重围闯入政治中心,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位,据史书记载唐时出任宰相的,出身于士族大家的有79人,其中博陵崔氏后裔数十余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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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门阀士族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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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关历史记载,唐太宗曾命高士廉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高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之前被山东管辖)排为天下第一。 太宗勃然大怒,十分不满。后来《氏族志》将皇室列为一等,皇后的长孙氏为二等,山东诸姓为三等。虽然抬高了皇室,但同时也对“士族”以及“博陵崔氏”等进行了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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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唐朝皇帝连续几次修改《氏族志》,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重点打击“五姓七望”家族。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天子不悦,手下大臣依旧以与“五姓七望”家族联姻为荣,屡次挑战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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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高宗时期,于是以朝廷的名义明令禁止“五姓七望”联姻,七姓出身的子女,不能互相通婚。也就是“陇西李氏家族、太原王氏家族、荥阳郑氏家族、范阳卢氏家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不过这七大家族彼此互相通婚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虽然当今圣上居然颁布圣旨禁止通婚,其实这么做反而适得其反,让已经衰败的士族开始团结起来想方设法的巩固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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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科举制度虽起源于隋朝,但大力推广科举是在唐朝,当时甚至还有了武状元,其目的就是利用科举考试,将寒门子弟选拔出来,与士族们对抗。所以博陵崔氏士族也为科举制度向前推进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可是“五姓七望”的起源来自于汉朝,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沉淀与积累,唐朝的举动还是无法对士族大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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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晚唐时期在黄巢(唐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乱中,由于黄巢本人出自社会底层,仇视士族,造成大量士族的伤亡。据史书记载,当黄巢攻打进入长安后,当时他听说长安城内有很多的官员士族,更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些士族、官员斩尽杀绝,片甲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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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书记载,唐哀帝末年,朱温为篡夺唐朝统治大权,朱温的手下武夫李振建议诛杀前朝官员,说道:“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于是在滑州(今河南滑县)白马驿将前朝百余名门阀贵族,权臣诛杀并投之于黄河之中,同时还对士族百般丑化。这就是历史有名的“白马驿之祸”又称“白马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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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唐朝覆灭后,五代十国仍为唐末政治格局,各政权的统治者轻文人,重武人,资源集中于军事,各官职多由武将担任,从而导致武人干政严重,叛变和战争不断,政权迅速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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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风气之下,人们不再尊敬唐代的那些门阀士族,也不再渴望与士族联姻,对于所谓的世家大族普遍产生反感。士族富饶的家园与产业遭到破坏,引以为傲的贯册族谱也流失,重要人物死亡,其余族人逃亡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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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百年的士族便彻底衰亡,与庶民再无区别,其地位则由乡绅地主阶级所取代。那些散居各地的士族门第后人已各自化成不同家庭,忘记共有的传承。据北宋王清明《挥麈前录》记载,在宋朝时最显赫的36个望族,全新的名士集团,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五姓七望”之豪门了。曾经的“豪门士族门第”已不复存在,一夜之间消失在人海,“五姓七望”的历史也就从此没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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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豪族后裔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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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的学者认为“士族”就是毒瘤,黄巢的起义铲除了中国近千百年阶级毒瘤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笔者的远祖就是典型的“士族门第”,但这也是先朝社会时代阶级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形成和消亡过程都是历史时代的客观选择。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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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朝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公。因为在当朝的政治以及官员都被士族垄断,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挥着人性多个自我面,阻碍当朝的公平公正。甚至不把皇帝和君主的统治放在眼中,无形中不利当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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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此以往,“士族不再是士族,门第也非门第也”,所以朝廷的压制和民间的不满是门阀士族的最终极的社会情绪,“士族门第”家族没落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必然的客观历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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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的远祖为了避免伤害,保留血脉,生存发展,不得不颠沛红尘、流落世俗、频繁迁移,这是历史的被迫与无奈,也是士族门第最终归宿。为此,我族这支源自北方的门阀士族之族——博陵崔氏后裔——也就自然轮为没落的士族门第,在明朝时期落户在“湖北汉阳府孝感县”。后又随“湖广填川”的历史大潮流,从湖北迁四川“龙安”,再于清朝时期迁陕西南部宁强(崔家沟、崔家梁)生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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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写到此处,此文也就落笔了。身为博陵崔氏后人通过研究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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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历程以及历史,对远祖的曾经辉煌和荣耀表示万般的钦佩和赞服,心中久久澎湃起伏,就像一部电影在脑海中播放着当朝历史朝代更替的全过程,它充满着人性的贪婪与自私,充满着光明与大公,充满着无情与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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