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界] 大智大勇崔松林

阳城东南山区石臼村，养育了晋豫边根据地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农民领袖崔松林。地主污蔑他是难缠难斗的“刁民”；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则赞誉他堪称“农民领袖”，是“没有办手续的县委书记”。               

地主老财心目中的刁民

1889年9月18日，崔松林降生在阳南康林镇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地主为富不仁，官府横征暴敛，乡绅以强凌弱，乡村日益破败，在他心灵深处早早埋下了反抗压迫的种子。相传梁山好汉燕青曾流落于此，组织民众操戈习武，反抗苛捐杂税；民众因此修建了宋江庙，后来官府搜查梁山“余党”，“宋江庙”改称“送将庙”，康林镇易名石臼村。1891年崔松林牙牙学语时期，石臼一带大闹义和团运动，百姓杀洋人，禁鸦片；知县叶廷桢派兵抄剿，结果丢盔弃甲而归。石臼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使崔松林对旧事道嫉恶如仇。他曾说过：我宁可“三块石头夹着一块肉”下窑挖煤，也绝不给地主扛长工！

崔松林状告地头蛇宋安然是“刁民”初试锋芒。宋安然是石臼编村下属东凡村一大恶霸，心狠手辣，为富不仁，凭借学董大权，胡作非为。崔松林不服气，偏要会一会这条地头蛇。1925年在东凡村任小学教师的崔松林之弟崔瑞林，因为不满宋安然明目张胆侵吞学校钱粮与之评理，宋安然捏造罪名，诬陷崔行为不轨，剥夺了崔瑞林教书权力，还将其告到县衙。崔松林清楚宋安然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将宋安然反诉于县府，列举宋安然官报私仇、破坏教育、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桩桩真凭实据。县知事戴忠骏对宋状告崔瑞林查无实据，又风闻崔松林“刁民”难缠难斗，恢复了崔瑞林的教师职务。宋安然领教了崔松林的难缠难斗“绝法”，再不敢随意造次。为了帮助乡亲打赢官司，崔松林甚至将自己亲生女儿以10元现洋“送人”••••••

智斗吴儒林更显出崔松林的“刁民”特色。吴儒林是石臼村一个劣绅，巧取豪夺，贪得无厌。1930年，吴趁贫苦农民酒来旺债台高筑，小恩小惠拉拢了酒的胞弟酒古首，欲借古首之名买下来旺的3间小房，再转手自己名下（同胞相买价格较低），让来旺永远沦为吴家固定长工。崔松林向古首揭穿了吴的阴谋，并与之连夜成了一张“契约”，房子到了崔松林名下。吴儒林得知后气得咬牙切齿，指使古首把胞兄来旺告到县府。崔松林苦口婆心、深明大义说服古首拆了诉状，吴儒林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后吴儒林借故对古首威胁恫吓，百般羞辱。崔松林联络村里数位头面人物状告吴儒林仗势欺人。官司打了多年，县长换了3任，终于迫使吴儒林在大堂上接受审问，大涨穷人志气。

崔松林胆识过人，敢于严惩恶棍，“刁”得理直气壮。刘某是石臼邻村涧坪一个地痞恶棍，刘崔明是敢与官府斗争的穷百姓，勇气有余，谋略不足。1935年刘崔明等人因刘某捏造罪名囚于大牢；崔松林即刻状告刘无中生有，陷害好人，并亲到县府与刘对质，刘某败诉，刘崔明被当堂释放。崔松林并未就此罢休，说刘“陷害忠良，图谋不轨，非让他破财不可”。逼迫刘某用数顶大轿将刘崔明等从县城一直抬到村里。当日通往石臼、涧坪道路两侧人声鼎沸，刘崔明如同新科状元夸官般喜气洋洋，刘某则一扫昔日威风垂头丧气。经过数次短兵相接，崔松林声名鹊起，官绅说他是一介久惯缠讼、聚蚊成雷的“刁民”，乡亲们赞叹他是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

阳南地区党组织的头雁

1936年初，崔松林听到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红军专为穷人打天下，就和伙伴们说“共产党要真过来，就跟上干！”反动村长诬告崔松林干扰村政被捕下狱。李敏之担任阳城县长后释放政治犯，崔松林由数十名穷弟兄“接驾”出狱。1938年春牺盟会员崔松林成为阳城第一批农民党员之以后，成立了全县首个“民族革命救亡室”；配合组织发展了20多位农民入党，担任石臼编村党支部书记，不久兼任三区区委书记。崔松林先后深入东冶、相底、涝泉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此前中共阳城工委已经成立，为适应斗争需要，工委于当年5月在石臼村崔家祠堂改建为中共阳城县委。当时日军盘踞县城，敌特活动猖獗就，晋豫边军政干校训练班、八路军被服厂、卫生队、中共阳城县委、县民族革命小学前后迁入石臼村。崔松林为保护抗日机关安全，夜以继日奔波操劳。区党委、唐支队、阳城县委的领导也为抗日工作常来常往，石臼一时成为阳城抗日斗争指挥中心。崔松林奔走于东冶、梁城、白桑、涧坪、南底、西裕等地，帮助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和群众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浪潮席卷阳城东南地区。

此期间崔松林协助三区牺盟会特派员杨保林、抗日区长茹玉珍推行合理负担，触动了地主的直接利益，蔡永胜、王维贞等指使坏人诬告杨保林、茹玉珍侵吞国库、贪污钱粮。崔松林联络刘崔明、宋五瑞等20多人反诉蔡、王二人蓄意破坏抗日斗争，击退了地主栽赃陷害阴谋。崔松林及时向县委汇报了南乡枪会围攻县城的消息，县委指示人民武装自卫队一举将其击溃，分化瓦解了枪会组织。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评价崔松林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堪称“农民领袖”。1939年区党委任命崔松林为阳城县委唯一的农民委员，直到1955年调离。1939年“十二月事变”中崔松林奉命回到三区任区分委书记，安排党员撤退、隐蔽和开展地下斗争。崔松林虽然多次出头露面，但由于胆大心细，党员身份没有暴露，聂真书记安排他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至此崔松林担起了领导阳南地区党组织的重任。

1940年初，崔松林赴河南孟县接受党的指示，2月见到了阳城秘密县委书记刘峰，研究决定了斗争策略。5月崔松林扮作商人北上平顺接受聂真书记指示。不久他首先在三区恢复了党的组织和石臼党支部，坚持秘密开展对敌斗争。赵子清曾两任阳南秘密县委书记，但是很快调离，崔松林独立挑起阳南党的工作重担长达一年。当时阳城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日伪顽军疯狂扫荡，蒋闫政府鱼肉百姓，土匪武装打家劫舍，地痞流氓充当汉奸，全县一片白色恐怖。崔松林此期间重点工作是联络“十二月事变”后隐蔽下来的党员，为党积蓄力量。他大多时候夜出昼伏，奔赴各村找党员个别谈话，考察其政治立场，短期内40多名党员通过崔松林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近两年时间内崔松林联络150多名党员，恢复了10多个党支部。三区党的工作在“十二月事变”前后始终没有停止。1941年6月崔松林支持参与领导樊岗抗日工作队，后来发展到100多人枪。同年秋崔松林同“工合”领导人鞠抗捷联系，使“工合自卫队”成为坚持阳城抗日斗争的一支武装力量。1941年3月到6月，崔松林选派阳南地区30余名党员打入日伪政权搜集传送情报，这一地区敌伪政权逐步由地下党组织节制或掌握，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并能相机打击日伪军。7月崔松林获知我党重新开辟晋豫边根据地后，立即决定适度传播这一消息，以鼓舞群众斗志；指示大量索取敌伪情报为我所用；同时与阳北地区徐毅取得联系，秘密为八路军筹粮。崔松林胆识过人，对党忠心耿耿，聂真书记称他是“没有办手续的县委书记”。

伪职人员头顶的利剑

重新开辟晋豫区后阳城面临着恢复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政权、组建人民武装、扩大统一战线等繁重任务。崔松林作为阳城县委领导人之一，对此披肝沥胆，舍生忘死。1942年3月阳城县委根据区党委“开辟一处，巩固一处”的指示，决定迅速建立区村抗日政权，指示三区先行一步，崔松林即在石臼村开始筹建抗日政权。

崔松林为此捎话给伪三区区长、维持会长刘墨林，就建立石臼抗日村政权进行谈判。崔松林既单刀赴会，又单刀直入：现在什么形势你刘墨林清楚，谁让你坐上区长宝座你更清楚，谈判目的是共同抗日。抗日政府建立抗日村公所，石臼先走一步；伪村公所并不取消；维持会继续存在，但要为抗日服务；你以前办的坏事既往不咎，但不许当汉奸。崔松林提出抗日村公所5个人选，斩钉截铁地说：两个村公所一起办公，只挂伪牌子。若有抗日干部、家属、群众被抓，你刘墨林必须出面保释，否则以汉奸论处。你的手下若无汉奸言行，抗日村公所不会抓捕惩戒。刘墨林知道崔松林能让他上台，自然也能让它下台，而且可以随时拿去他的姓名，不情愿也只好全盘同意。崔松林此举为建立抗日村政权起到引路作用，建立抗日区村政权进度加快。

这年4月党组织决定崔松林担任沁河游击队第二大队队长，他带领该大队活动在沁河两岸，成为伪军顽军的一颗克星。春夏之交，沁河游击队参加了三打黄龙庙天仙妙道反共救国仁义社的战斗，将其彻底剿灭，为阳南群众开展抗战端掉了一大祸害，拔掉了敌伪钉在阳南根据地的一根锲子。沁河游击队让敌伪军大吃苦头，日军头子用500元大洋悬赏缉拿崔松林，他始终在人民中战斗，受到群众保护敌人阴谋没能得逞。敌伪军为此派人秘密将崔松林之妻张小爱抓捕，想让崔松林低头，他认为妻子即使为国捐躯也是光荣的，在所不惜。同志们劝他：你的妻子同样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为抗战落入敌手，一定要想法解救。于是崔松林致信刘墨林，要他“迷途知返，给自己留条后路”，终使张小爱获释。刘墨林因此一度称病不起，日本人他得罪不起，更被共产党八路军“留条后路”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队伍中的公仆

崔松林参加了上河会议，聆听了邓小平讲话，参加领导了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参加了太岳区党委整风学习，参与领导阳城土改和三查三整运动，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在三区土改中恰当解决了填平补齐问题，李敏唐书记及时总结经验在全县推广；他在东冶村及时制止“雇贫运动”，执行党的政策，保护了中农正当利益。他的儿子、胞弟、内弟等亲戚先后有9人入党，其中3人牺牲。抗日政府曾决定将没收汉奸的2亩好地分给他，崔松林拒绝。1946年崔松林当选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亲切称他“崔老”。阳城解放后崔松林担任县委委员、工青妇抗日联合会主席，建国后崔松林历任阳城县委委员、县监委主任、长治专署监察处副处长、山西省监察厅专员、省政府参事等职，是多年的山西省人大代表。

他当年为打官司不得不送给别人的女儿女婿，从河南千里迢迢到太原求他找个工作，被他婉言拒绝，劝他们回去好好种地，做个好农民，女儿女婿想不通，致使父女多年不相往来，直到1969年去世前才重归于好。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污蔑牺盟会是汉奸叛徒组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循循善诱说服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劝说他们好好学习党的统一战线历史。1967年有人因为被戴上“黑五类”帽子，专门致信崔松林，请求为其父作证是革命工作人员，崔松林实事求是写道：你们的父亲虽是国民党官员，但他是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对革命有贡献；把阳城县比作中国，你们的父亲就是冯玉祥。1969年冬崔松林弥留之际教育子女：我是农民的儿子，你们是农民后代，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农民！共产党救了我们一家，也救了普天下老百姓，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好好为人民办事。

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成长为党的负责干部，从抱打不平的梁山好汉成长为勤勉廉洁的人民公仆，崔松林为阳城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石臼编村人民革命纪念碑传颂着这位阳城抗战和建设的有功之臣。阳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胜利在望，足可告慰革命前辈崔老：人间面貌日新月异，中华复兴前景光明，请在九泉之下安息！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