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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其人其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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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24-8-17 10:15
  • 发表于 2013-6-30 12:11: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思想者崔卫平: 从良知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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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6月30日 09:47
    / `) h* C/ W9 d/ k; O* L+ ]来源: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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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良知出发1 N7 t9 g" b#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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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卫平有时很像一个布道者。1崔卫平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8 s( Q- t# K7 S. ~# Z: F& x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7 V% o* t$ P3 m  W% T6 u7 N- f
    崔卫平接受娄烨的邀约,为这段戏写台词。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时,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9 E# R# L/ @# D" k! x0 G
    “你是反对派吗?”“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D7 h" b' X# [5 R1 Z! _
    2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上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0 X$ V" A. k1 S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3 t: c& O4 C5 ~# R0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崔卫平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 [$ g' E  s+ A6 `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16岁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 Q/ V1 v) m1 l3 e0 }2 w# v
    1984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3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0 g: {% _' A" n: y" C7 o2 n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 u! R. P0 X  p5 c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上世纪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B0 c7 m8 \; l6 O- P* Z/ F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g, W  y8 v4 B6 f- U$ @9 p
    接下来,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 Letters》。“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 {1 u" e7 O- T" h5 R1 |- ?& A8 n42003年的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下了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在这篇文章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3 d* D3 r: ^( `9 a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 K; Z  Y3 v6 b( l3 n; r! B1 U0 g  r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打印出60份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
    * J" p; X- L- j& A; l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她说,即使你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而汉娜·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
    3 J4 h; ~3 ~4 n8 J5徐晓敏锐地看到了崔卫平身上的变化。有一次,崔卫平对她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点。当徐晓从美国回到北京时,她发现崔卫平快要结婚了,男人比她小9岁。从那时起,她发现崔卫平在个人上变得柔软起来,但另一方面,她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尖锐。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态。2001年暑假,崔卫平突然在网上贴出一张邀请函,请一群陌生的网友到北京参加一场“夏令营”。
    % U, i0 }; f$ s2 e那就像一次小型的公共生活实践。网友们住在崔卫平家,互相以网名相称。23岁的王晓渔参加了那次夏令营。“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他在文章里写道,“后来读《汉娜·阿伦特传》,总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到了2004年,崔卫平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开始在知识分子圈流传。作者是波兰的米奇尼克。与此同时,崔卫平开始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社会批评,提出看法。她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她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名声。
    7 F6 c9 k4 z# H/ y/ x: h在微博上,崔卫平有11万粉丝。她给自己填写的身份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文章都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很易打动人。”学者徐友渔和崔卫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去捷克见过哈维尔。他对崔卫平的那次布拉格之行印象深刻,因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他说,崔卫平有一种道德上的直觉和天生的良知,那驱使她不得不去。
    - W/ R1 k. ?  d/ \0 J崔卫平当然清楚,公共发言可能带来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暗处,也有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道德上的指责,还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能力,认为她“浅”。但崔卫平认为,这可能和她在公共领域中给自己任命的角色有关。“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她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w8 s3 |6 Q2 t% A
    (作者谢丁,原载《人物》2013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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