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青山了此身（读同学父母真实一生）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2-7-28 12:50:54

一片青山了此身（读同学父母真实一生）

——记留学哈佛大学的崔钟芳女士及其丈夫史俊南

刘廷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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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当我静坐电脑前,要记述曾经留学哈佛大学的才女崔钟芳女士及其丈夫史俊南先生的如烟往事时,我的心绪极为烦乱，便心不由已地在健盘上敲下“一片青山了此身”七个字。之后，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崔钟芳女士辞世十一载了，看到她的名字，仿佛看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符号。“斯人已逝香犹在，清风傲骨入画来”。如果把“怀才不遇”这个词，用在崔钟芳史俊南夫妇身上，可谓庶几近之矣！
今年5月的一天，我抽调到县志办上班，参与《庄浪县志（续一）》的编纂工作。当日单位的会议上，我承接了第29章《艺文》和第30章《人物》的编写任务。“人物”历来是志书中重中之重，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庄浪土地上人才济济，俊彦辈出，他们以卓越的才华，在各自的事业上有了赫赫建树，他们的名字也因此熠熠生辉。而在这里工作生活过的人中，亦不乏卓尔不群的优秀人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崔钟芳便是其中之一。她和丈夫史俊南祖籍外省，经历较为复杂，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遭受到了很大地冲击，自1969年底自兰州市下放到庄浪落户，一直未曾离开这里，直到他们先后去逝。他们在庄浪落户，没有正式工作，所以，在以后县里的各种史料中，都不曾有过关于他们的详细记载。许多人也就渐渐地将他们淡忘了。但是，崔氏夫妇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在一些相识或相熟的人中，却有着鲜活的记忆，他们的影子并未全部抹去。在上次首部《庄浪县志》编纂时，拟定要给他们写传记，谢东主编和柳林老师撰写了他们传略的初稿，但后来正式出版县志时，他们的名字却不在了，底稿也遗失不存。
这次二轮修志时，我觉得崔钟芳和史俊南二人的名字，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去的。我便先后多次采访了他们的养女史新兰（庄浪县电力局职工），以及和史俊南一同共过事的部分人，并在县档案局局长韩五金，副局长贾思刚的协助下，在档案局复印了极少的一些关于他们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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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钟芳（1912-1996），女，山西省沁源县崔家沟人。幼时家境良好，衣食丰盈，颖悟，早慧。长成后，秀丽清雅，风华翩翩。看她十五六岁的照片，觉得很有才女林徽因少女时的影子。一身时尚的学生装，一双大眼睛，细发柔亮，含情脉脉，“正在有情无思间”。五六岁开始在家乡文气甚盛的山西省沁源县读小学，到中学时更加勤奋好学，文理兼长，是当地名噪一时的“文理双状元”。1934年7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外文系；1938年10月本科毕业后，被选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公费留学，专攻英文专业。1940年12月留学期满，获哈佛外语专业博士学位。
崔钟芳兄妹五人，两男三女，她排行第五。留学时，她二哥崔钟秀任哈佛大学副教授。兄妹二人同在著名的哈佛大学，可谓风光一时，光艳夺目，深为华人学子艳羡，在华人留学生中被传为佳话。钟芳欲回国时，二哥曾极力挽留她留美工作。特别是她这样年轻有为的外文女博士生，在美国政界或学界谋求一份舒适的工作，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她主意已决，且凭着一腔爱国热情，便放弃了留美的机会。当时，国内时局维艰，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力衰败，财赋不支，工商不振，民生凋蔽，祖国山河满目疮痍。她的回国举动，深深地触动了二哥崔钟秀，他为胞妹的爱国精神所动。几个月后（1941年），崔钟秀辞去了哈佛副教授之职，毅然决然回国了。他先任中央大学教授，后调任上海作协翻译。非常遗憾的是，十年后的1951年，崔钟秀不幸因病英年早逝。
崔钟芳回国时，还有一个人也是极力要挽留她留美工作的，他是任之恭。
任之恭（1906-1995），美籍华人，著名微波物理学家。他是崔钟芳一个姑母的儿子，大她六岁，是她表兄。任之恭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河西村，与崔家相去不远。他13岁考进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旧制中等科20班。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1926年清华学堂毕业，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获硕士学位。1929年，考入哈佛大学攻读无线电专业，1931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30-1933年先后任哈佛大学物理学助教、讲师。1933年回国后，任山东大学物理学教授，1934-1937年任清华大学物理学兼无线电学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日寇肆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辞却五朝宫阙，长途迁徙，云集云南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任之恭随师生一起来到了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刚到昆明时，学校无校舍，无实验器材，师资也严重不足。他受命于危难时期，被任命为无线电研究所所长。解放前多次出国研究，1955年留居美国。1946-1950年任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客座教授，1952-1973年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基础研究中心副主任。1959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理事，同时也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6年为哈佛大学客座威廉·帕森斯化学物理学教授。1978年受聘为北京清华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教授。
1940年底，任之恭曾赴美搞研究，在哈佛，他与崔氏兄妹三人相聚甚欢。
  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插曲：任之恭于1937年结婚，新娘为天津姑娘。（见《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任之恭著，1992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几年后新娘去逝（？）。崔家得知任之恭的情况后，将钟芳二姐（姐妹行二，兄妹行四）许配与他。可惜未曾成嫁，钟芳二姐不幸病故。1940年任之恭赴美与钟芳相聚时，曾挽留她留美工作，坦言要与钟芳结为夫妻，并申明他于不久来美居住、工作。当时，任之恭而立刚过，照片上的他，帅气，潇洒，学得满腹经纶，可谓风流倜傥，钟芳为之心动。但她想到二姐已经过逝，她与这位表兄结合，则为近亲结婚。于是，她便婉言谢绝了。合影留念后，她回国之意已绝。真是临歧握别，曷胜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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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回国，是崔钟芳人生道路上一次重要的分水岭。1941-1954年的14年里，是她动荡不安，频频变更工作，成家立业的14年。她的生活里有过阳光，也有过泪水，艰难曲折，幸福激动相互交织着。
采访史新兰时，她为我极为谨慎地拿出了她珍藏多年、秘不示人的一册因年代久远而略显发黄的相册。在这本相册中，我看到了少女时代一袭旗袍的崔钟芳，看到了她在哈佛校园、学生宿舍的留影，当然也看到了她身穿博士服头戴博士帽的风采照；我的感觉是，无论少女时代，大学时代，还是哈佛时代的崔钟芳，天真，青春，靓丽，一脸的灿烂阳光；她的目光那样清纯，嘴角上永远挂着知足的微笑；发黄的照片，遮掩不住她美丽的气息。
1941年6月，崔钟芳被安排到西北兽疫防治处（兰州市）工作，任技术员兼储备处主任。这样一个牛头不对马嘴地安排，与她一腔热血,决心为国效力的愿望简直是大相径庭，但她只能表示无奈，这也似乎注定了她多半生坎坷不平的开端。次年6月，她被调至甘肃省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员。同年，认识比她小七岁的史俊南。相同的志趣，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使她俩人由相识而相爱了，且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俩人结为百年之好。1943年8月，钟芳调至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南京市）当办事员；1945年7月至1949年10月，任伪中央银行（上海巿）图书馆馆长，兼外文编译员；1949年11月刚解放后，又调至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总务处医务室工作。
史俊南（1919-1986），江苏省宜兴县官林乡人。1933-1939年，在宜兴县立凌霞小学上学；1939-1945年，贵州铜仁中学上学；之后在贵州铜仁师范实验小学任教一年；1946年7月考入上海财经学院。1950年7月分配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货币管理处任干部，初按人民解放军供给制待遇一年。其时，史俊南夫妇总算能够同一单位共事了。1952年7月前，由上级安排他们同赴苏州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这时，夫妇相处为安，相敬如宾，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是，史俊南贵州国立第三中学（也称铜仁中学）上学时，加入过“三青团”，1947年脱离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曾因此遭受审查，后不了了之。但因此在他的人生背景上留下了阴影。195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撤销，受到了他们各自不同背景的影响，他们同被处罚性地调往新疆乌鲁木齐工作。崔钟芳安排到乌鲁木齐盐业公司秘书科任职员，俊南任该公司计划统计科副科长，兼基建负责人。
两年后，即1954年11月，他们皆因患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他们便向组织请假赴四川看病。在此后的乌鲁木齐盐务局为兰州巿公安局提供的材料上我看到这样的表述：史俊南患风湿性关节炎，崔钟芳患鼻膜炎，“虽经（当地）治疗，但因本地气候关系，难以见效。经考虑再三，拟请长假治病。”他们于是到成都西城区医院治病。翌年7月，费用告馨，无法维继今后的药费所需。夫妇商量后，决定前往兰州市寻找工作，并且一面治病。他们便函告新疆工业厅，要求将双方档案调转到兰州市。后来，史俊南的档案转来了（经新疆工业厅第一副厅长韩毓琦的帮助下转来的），但崔钟芳的档案却不曾转来，原因大约是崔有过留学美国的原因。而乌鲁木齐盐务局提供的材料说：“我们（指单位领导）认为（史崔夫妇）是一种严重的思想问题，是为个人打算而脱离革命。……”在后来崔钟芳的个人简历中（1986年1月），她写道：“我在兰州期间，兰州市公安局对我的全部历史重新进行审查，因追查工作介绍人，当即将我的大学毕业证，以及冀朝鼎（冀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的几封信和冀朝鼎给上海巿金融业理事长王志莘函一并交公安局。巿公安局专函北京落实后，证件未予退还。”也就是说，在此后的兰州期间，崔的毕业证以及相关证件、资料，以后一直没有在她身边。
几经周折，1956年7月，史俊南调兰州巿城关副食理厂工作，后任副厂长。钟芳却因档案拒转，寻找工作未果，只好随夫定居兰州，做家庭主妇。1961年5月，俊南调任兰州市五泉食品厂厂长。三年后的1964年3月，因资金及副食原料紧缺，该厂遵命撤销，职工每人加发2月工资后被予以遣散。史俊南自此失业了。
中国自1957年6月开始讨伐“右派”，之后“大跃进”开始，“整风”“大鸣大放”也相继进行，一些人感到政治的春天来了。于是，“从工人阶级讲话了”，到人人做批判家，“右派”们和各种“分子”就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状态之中。而经历较为复杂的史俊南夫妇，自然就成了批判者关注的对象，倍受青睐。1961年以来，兰州巿公安局便对史俊南历史、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严格审查。1963年8月，巿公安局城关分局将其批准按“反革命阶级基础第三类”列管，认为他是伪党团的骨干分子；又听信诬陷，认为其在五泉食品厂任厂长时有贪污行为。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运动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但涉及到了社会各层次的人。到1966年“文革”爆发，打倒面就更大了。1964年始，他们夫妇没有了收入，生活窘迫，四面楚歌，他们正被置于政治的浪尖了，行动也受到监视，整个家庭阴云密布，双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此时，养女年幼待哺，日子更为拮据。为谋生计，史俊南先后在兰州市城建局、兰州炼油厂当临时工或合同工，勉为度日。此后的日子里，“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屡屡遭受政治重压，身心衰毁逾恒。1969年12月，史俊南被兰州市公安局按“十种人”作出定论，下放到庄浪县通化乡洞子沟村落户，监管劳动。而此时，当年留学哈佛的外文博士崔钟芳，则没有了任何档案，没有了户口，没有了工作，成了一片无根的落叶，无声无息地漂泊到了洞子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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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兮迟迟，寒风兮袅袅。任何一种伟大或者平凡的思想和行动，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提供的给予和制约。1969年的冬天奇异的寒冷。他们来到洞子沟，已是寒冬腊月白雪飘飞的日子。初来乍到，他们一家就被安置到两间牛圈里居住，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牛棚”了。从这时候起，他们悲情人生的大幕才刚刚开启。
初时，村人们就把他们一家视为天外来客，是“异物”。他们怀揣着兰州市“赐予”他们的300元安家费，却无法安置他们冰冷的心。1970年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公社、村队的连绵不断的批斗会一直不曾停歇，并且逐步升级。崔钟芳的名字一直与“洋婆子”、“臭婆娘”、“里通外国”的特务相联，而史俊南则是“十恶不赦”的“十种人”。这时候，女儿也12岁了，似乎懂事多了，但她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此时沉在心底的“渺渺茫茫兮，归此大荒”的凄凉。是呵，他们被挂牌子，头戴尖尖帽，架“土飞机”，生活里再也没了笑容。踩着村人猜忌、怀疑、不屑的目光，他们的心事只能烂在心里，沤掉，化为泥土。自1955年以来，崔钟芳失去了工作，随夫奔波了15载，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她一直在唾沫飞扬，指责声一片的氛围中过日子。自青年而中年，她不断地受到审查、责问，不断地写总结，写交代，写汇报，人未老而鬓发皆斑。但她依然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和良知，也有着对现实恫瘝在抱的一份情深意切。随着日月的慢慢移动，在经历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历，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后，她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释解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日悲愤难言，度日如年。50岁的她，应该还是一个风韵犹存、富有才华的知识女性；而现在，她知识才学的生命已然消磨殆尽，几近于零，是一个衰老、怀疑、不服的老人了。“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元遗山《送子微》）她常常想，此生所学却无所用，这是最大的悲哀，她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我常想，如果她像周围的那些乡间村妇一样，能正常劳作，开眉吃饭，能和人嘻笑怒骂，说短道长，也不枉她的后半生。但她却不能够！
1970年3月，史俊南被聘为社请教师，在通边中学任教。他们就凭着一点微薄的薪水和父女俩挣工分维继生活，日子捉襟见肘。而崔钟芳因病不能参加劳动，时常读读英文书籍以解闷，且她疏于与村人来往，许多时候独自伤感，面壁而泣，神情恍惚。后来，县内一些有识之士敦请她赴一中任英文代课教师，可她长期忍受折磨，思维相对混乱，恐怕误人子弟，只好婉拒之。
“文革”结束，日照天开。1979年9月，史俊南由县教育局聘请为庄浪一中代课教师，教高中地理，月薪50元。我上高中时，见过史老师，个子不很高，言语很少。每至周末徒步返家，来时肩背柴禾手提干粮，平日粗糙菜粥裹腹，工作恪尽职守，桑榆之年，杨才教坛，师生中口碑极好。1986年5月，县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史俊南崔钟芳问题处理的通知》，认为夫妇二人下放不当，予以平反，并给每人120元生活补贴。2002年我参与编写《庄浪一中校史》时，对史俊南有一段简单概述。可遗憾的是，《通知》下发数月后，史俊南因病辞世，终年六十七岁。
我采访史新兰时，说起父母的往事，她眼噙热泪，表情木然。而她母亲晚年的照片，更是让人目不忍睹。她的乱发散开，白霜飞雪。丈夫去世后，她陷入更深的抑郁，思绪理还乱，几近精神病人了。1984年，兰州市将她记入归国侨眷属之列，并将关系转到了平凉侨务处。史新兰先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后来参加了工作。母亲晚年时，曾接母亲来她上班的单位居住。可以说，老人暮年的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于简陋。1996年3月，崔钟芳离世，年八十有四。与丈夫同葬于良邑乡杨王村。
最令史新兰知足的是，她的父母还能够葬于同一处。也许他们的灵魂隔土相望，目光怜悯而慈祥！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才能有“文革”发生，而且跨度竟达十年之久。“文革”虽然过去了，但却成了20世纪“人类不应忘却的悲惨事件”之一。崔钟芳生命历程中，有近50年的时间在社会底层挣扎；才学无所用，虽生犹死。人生成败若以幸福与否来判断，她是真正的失败者。古人云“仁者寿”，而对多病衰暮、思维混乱的崔钟芳来说，寿则多辱！写完史俊南崔钟芳的过去，我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我想起了汤显祖《牡丹亭·闹殇》里的那位女魂：“甚西风吹梦无痕！人去难逢，须不是鬼挑神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
清风明月，花落水流红。一切都会沉在岁月之河，甚至飘然无影！
参考资料：
1.部分资料来源于崔钟芳养女史新兰的口述回忆，王邵泽为崔钟芳撰写的碑文；
2.1986年史俊南、崔钟芳给县教育局提供的亲笔书写的个人履历表；
3.任之恭《有关孟昭英教授的回忆》一文；
4.中共庄浪县委组织部《关于史俊南、崔钟芳问题处理的通知》（庄组字[1986年]第11号）（县档案馆存）；
5. 1956年2月乌鲁木齐盐务局为兰州巿公安局提供的《关于史俊南、崔钟芳二人有关情况收集材料》（县档案馆存）。                                                                                                                百度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2-7-28 13:16:35

崔氏才女，命运多舛！可惜可悲，遗恨长存！！

崔礼先 · 发表于 2012-7-28 15:58:54

崔春明 · 发表于 2012-7-28 16: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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