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产生与发展

崔涛 · 发表于 2012-8-4 12:44:36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若从人与群体联系观念形成的角度考察，起源相当久远。现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血缘关系是人类群体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纽带。人类最初出现的群体是"榛榛狉狉、群居袭处"的原始群，此时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纯是浑然之群。按照古人类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人类存在的三百多万年历史中，约有二百九十万年是处在原始群时期，到了距今十多万年时才开始产生氏族制度。浑然的原始群，开始分为若干小群，而且演进愈深，分析愈细，辨别亲疏的族群观念也随之产生，"故人之相仁遇也，始于知生我之母。知有母，则知有与我同母之人焉。由此而推之，则知有母之母焉；又知与有母同母之人焉。亲族之关系，盖由此而昉也。"这也就是后来作为家谱核心和基本内容世系的萌芽。

   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应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口述口传的世系，正是家谱滥觞。古有"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吕思勉考证，"瞽矇之职，盖尚在小史之前。"可见了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确有口述家谱的存在。我们追溯家谱产生的源头，可以发见家谱（严格地说只能是口述族群世系）、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的，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脈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礼记.大传》"族"本来只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而进入队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有特权，他死了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渗进了主从尊卑队级特权，为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康成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礼崩乐坏"趋于瓦解，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旧的贵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刘邦尚官，"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这是利益驱动所致。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总之，家谱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嬗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而士族而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

   据专家考证：家谱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中国古代的夏朝甚至更早，《世本》说，容成氏和仓颉氏是黄帝之臣，容成是第一个造历的人，仓颉是第一个造字的人。应该说，有了文字就有了家谱，有了家谱才有了人类历史。虽然家谱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中国古代的夏朝甚至更早，但家谱最初是王侯贵族的产物，庶民没有族谱。从姓氏的特征看，姓起源于母系姓族社会，是血缘关系的证明，姓的作用是别婚姻，同姓不能通婚；氏是特权和地位的标志，用以区别贵贱，有氏者为贵。而庶民作为奴隶的，是贵族财产的一部分，他们身分地位十分卑微，虽然有姓但却无氏，当然更无家谱。甲骨文是用刀在甲骨上刻成的，而庶民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刀刻文化时期没有条件刻制家谱，只有帝王贵族之家才有条件刻制家谱。
商朝留下了帝王、贵族世系。
   周朝始设史官为高官修谱，是为官谱。且其时之谱，尚为官谱的草创时期，其记载极为简略，只记人名而已。帝王谱亦称帝王世系，因有朝廷史官，专门记载历代王朝的历史，在其历史中，必然有其祖源世系的记载。但一旦改朝换代，新一代王朝的史官，虽然会整理、编纂甚至出版前朝的“源”，却不会去记载前朝的“流”（后代）。因此，即使是历代帝王的源流，除该朝当政者的有限几代或十几代祖源世系和末代当权者的少数几代后裔（流）外，也没有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到现在的完整世系。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掌管宗族世系的官员，负责修谱，整理出了《世本》中的《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等。
   秦始皇命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以御北方匈奴，蒙恬取山中之兔毛造笔以后，虽然使得人门有条件在丝织品上写字。但在当时能识字写字的人很少，加上纺织品来之不易和昂贵，庶民不但没有条件以之制作家谱，即便是王公贵族也不可能用大量的纺织品来制作家谱，即便有条件制作家谱，长期保存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据考证，虽然蒙恬大将军发明了毛笔，但秦代没有家谱文本流传。
   汉朝时期，帝王、诸侯、士大夫谱牒的出现，谱牒编修在世家大族中已相当普遍，《五帝德》、《五帝系谱》、《帝王诸侯世谱》等就产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史记》中的：《本记》、《世家》、《年表》多源于帝王、诸候、卿大夫的家谱。故《史记?太史公自序》明确的告诉我们：“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所以，到西汉时，司马迁的《史记》称其亦多“独记世谥，其辞略”。这说明司马迁作《史记》不但是“取之谱牒旧闻”，而且其作《三代世表》也不过是“略推”而已，并无确凿依据。《三代世表》云：“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发明造纸以后，官谱体例才有所发展，除记世谥外，还记字、号、官位和得姓的起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群体的觉醒，使门阀士族大量编撰谱牒，为显门第，又开始增记婚配情况。但庶族寒门依然无谱。
   无论是帝王谱、官谱、还是士族谱，实际上都是世袭制、分封制、门阀制度的产物，而能够拥有世袭、分封特权的是士族。虽然秦始皇废除了以分封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分封制，设立了郡县制后，地方的管理和权利不再属于贵族世代占有，而由中央直接派驻官员管理。而以中央派驻官员管理的郡县制，实际上是在行式上从土地分封制转化成了以官爵为主要内容的分封制而已。这表明，以分封建天下的封建制度不但没有真正废除，甚至有所强化。庶族不可能从世袭制、分封制、门阀制度中取得权利，所以庶族不具备编撰谱牒的思想、政治、文化和经济基础，故庶族无谱。
   唐贞观年间，太宗命高土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主持组织士族、官吏、学者撰修家谱。经过数年呕心沥血的劳动，于贞观12年（638年）完成《氏族志》130卷上奏朝廷。《氏族志》仍将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因与李世民“贬抑旧世族，抬高新贵”的意图不符，使李世民大发雷霆之怒，下令“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高土廉等只得按皇帝的意图重新修谱。最终将陇西李氏列为一等望族。武则天当政时，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列武氏做族望为理由，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为借口，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修谱。大大扩大了士族的范围，凡五品以上官职均可入选。修成之后，谱名定为《姓氏录》，颁行全国。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后唐中宗命柳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至玄宗即位，撰成《姓族系录》200卷。从此以后唐代就未曾再修过家谱了。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农民造反，风起云涌，天下大乱，门阀士族制度遭到毁灭，士族谱牒焚毁殆尽。彻底失去谱牒的士族再也没有证明其身份、门阀的依据了，从此士庶难分、士庶不分，士庶均无谱牒。谱学专家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家谱之学，遂绝而不传。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家谱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家谱就荡然无存了。辽、金、元三代的家谱如今也已全部失传。
   宋代理学的兴起，宗法倡立，官府不再开设谱局，苏洵（1009年生，1066年卒）忧心如焚云：“盖自唐衰，家谱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庆历年间（1051年）毕升发明印刷术，为百姓修谱奠定了基础条件。为了继承修谱的传统，欧阳修（1007年生，1072年卒）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的过程中，以“大宗之法”编修皇族家谱——《宗室世系》，上溯数可达八代、十代甚至百代。欧阳修还十分重视家谱，他在修定《新唐书》后，又用“小宗之法”编修自己的家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不久苏洵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这也是由于五代十国以来，由于社会急剧变化，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假如上溯太远，必然会遇到贫贱的祖先，他们觉得这不光彩。因此，一般家谱只采用“小宗之法”。欧、苏体例的创新，重在图表的创新。这使家谱的质量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创新。对谱谍体例的创新则以欧阳修和苏洵为代表。百姓仿效欧苏谱例，开始采用“小宗之法”编写家谱。宋代以前的家谱，主要起“奠世系，辨昭穆”、“别郡望，辨婚姻”以及朝廷选拔官员的作用，因而家谱的内容比较单调，仅以记载家族成员为主。这证明，宋代作为宗族典籍的谱牒，其编修已经扩散到广大平民族群。一批学者如程颢、程颐、杨时、朱熹、真德秀、蔡襄等身体力行，研究和倡修族谱。杨时对秦汉时期流传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所作的考证，福建吕夏卿、郑樵的谱学理论、欧阳修、苏洵的族谱体例等影响很大，谱牒编修形成一个高潮。
   明初家谱的体例得到了发展，增加了“序、跋、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内容。嘉靖以后，家谱的体例增加了“祠堂、祠产”的内容。明朝时期，民间修谱多沿袭欧阳修、苏洵的“小宗之法”，以家谱为主。但明中叶以后，各姓各氏都开始出现了统宗统系的族谱、宗谱。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开始出现。
   清朝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朝廷设宗人府，掌管皇族和百官谱籍，民间族谱也一修再修。各姓各氏只有少数家谱采用欧阳修、苏洵的“小宗之法”，大部分家谱采用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随意上溯，趋附名门，攀援望族，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十分泛滥。由于统宗统系的谱牒影响到了封建世袭、继承制度的实行。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江西巡抚辅德的上奏引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全国性谱禁。谱禁规定：在追溯祖先时，禁止妄自攀附，只能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始祖，超过五代的上溯之祖视为伪托，朝廷分封或者选官时不仅不以采信，而且还要追究伪托冒认上祖者的欺君罔上之罪。所有新编族谱必须呈送地方官府审查，对于上溯内容有违者一律删节毁版。谱禁期间，仅辅德在江西境内，就查出1016姓的所谓始祖荒诞不经，这些家谱也全部遭到了删节或毁版处理。但这一谱禁并没有持续多久。清嘉庆、道光以后，统宗统系现象再度泛滥，各姓各氏均以采用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联宗修谱，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为荣，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虽然明清以后采用“大宗之法”编修的谱牒的上溯世系荒诞不经，但清代谱牒的体例却得到充分发展。清朝谱牒的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传记、著述、家规、家训、恩荣录、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20多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记述，还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家谱不至中断，还规定了 “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家谱纂修更系统，更完善，价值更高。明清代家谱记事记人范围的扩大，也是对欧、苏体例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这就使家谱成了家族史或社会百科全书。这是修谱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民国修谱基本因袭了清代修谱的体例。在统宗统系方面还发展清代修谱的陋习。
      1949年以后，编修谱牒等宗族文化活动基本停止。1966年～1976年中，民间保存的大量极其珍贵的旧谱牒遭到了焚毁的厄运。宗族文化遗产更是遭到了极大破坏。1985年以后，特别是上世纪末至今，随着祖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台湾、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蓬勃兴起，民间修谱再度掀现了高潮。但这波修谱的谱牒质量却明显不如清代。且在世系方面故意弄虚作假、进一步统宗统系的陋习较之于明清时期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崔洪辉河南 · 发表于 2012-8-4 13:05:07

崔兴威 · 发表于 2013-2-13 2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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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祥要靠谱 · 发表于 2013-6-11 19: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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