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教授谈重庆试验进行时

崔洪辉河南

北大新闻学茶座（16）——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谈“重庆试验进行时”
	发布时间： 2011-12-9 12:12:38
+ H/ p! O  e2 K! e 2011年10月23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简称北大华媒研究中心）主办的“北大新闻学茶座”第16次学术研讨活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本次茶座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主讲“重庆试验进行时”。 ; k9 X2 U& i' O: s0 u6 W“唱红打黑”是否政治作秀？ 　　崔之元教授首先自我介绍，他在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于2004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教，自2010年开始赴重庆挂职，担任国资委主任助理至今。 " v( K+ @/ E! e9 w9 x4 ]0 B/ ]对外界可能冠之以“御用学者”或“红色宣传员”的名号，崔之元教授强调，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一名调研员、一名观察者”。   y/ `9 U5 c8 M9 o* T在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重庆模式”引起了较大争议。有舆论认为，“唱红打黑”搞形式主义，是“政治作秀”，甚至引发“文革回潮”的担忧。 4 ~7 G1 d/ z! Q# X  k0 I8 A; E; ^　　对此，崔教授表示，“唱红”并不是重庆首倡，实际上重庆的“红歌会”是第二届，第一届红歌会是在江西举行的，当时有不少歌唱家参与，而重庆的红歌会却是由群众自发组织，并非面向专业团体，也不是只唱革命歌曲，只要积极向上、激发昂扬斗志的歌曲都可以唱。他指出，重庆“打黑”是在中国基层社会组织黑社会化已非常严重的现实背景之下进行的，它既保障了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又严格遵守并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 ) z9 K; c7 t0 {6 @　　他认为，“唱红打黑”是建立在“民生十条”“共同富裕十二条”基础之上的，并不是“空喊口号”，正因为它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因而深得民心。 ' z1 g* Q6 G1 I& @7 k; k1 f对于“文革回潮”的担忧，崔教授表示，“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永远不会忘记，“唱红打黑”绝对不是要再搞“文化大革命”。况且，“唱红打黑”也只是“重庆试验”的很小的一个部分。 “引凤筑巢”招商方式 　　在澄清上述疑虑之后，崔教授切入主题，着重指出他演讲的主题是“重庆试验进行时”，而并非流行于海内外媒体的“重庆模式”。他认为，重庆的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最终结果还有待观察。 ' M- F' @# b  ~, s! K　　他以“4+6+300”模式的笔电基地为案例，详细讲解了重庆“引凤筑巢”的招商模式。2008年5月黄奇帆市长率团访问惠普公司总部，邀请惠普投资重庆。但惠普方面认为，惠普只投资中国东部沿海，采用在全球流行的 “两头在外”的模式（即“进口零部件、再加工、然后出口”）。如投资重庆，在两头还要加上2000公里的内陆运输成本，物流成本过高。对此，黄奇帆市长提出新设想，即“一头在外、一头在内”。于是，他以惠普的巨额订单吸引了台湾富士康等6家代工企业，又同哈萨克斯坦和俄国签订了货物互通便利协议，降低了物流成本。在“引凤筑巢”思想的引领下，以惠普、华硕等4家著名品牌企业为龙头、以富士康等6家代工企业及340多家零部件企业的大型工业园区最终在重庆逐渐建立。 　　崔教授指出，“引凤筑巢”模式打破了以往“筑巢引凤”的通行做法，工业园区的建立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新增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以往外出务工人员如今“打工不离乡”、住上公租房，工资收入及生活条件都有较大改善。此外，重庆还实行了户籍制度改革，只要在主城区打工累计超过5年，就可获得重庆户口。 崔教授同时表示，在国内舆论普遍质疑“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背景下，重庆实现了“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他介绍了重庆采取的主要措施：第一，重庆严格执行中央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对所有工业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这一政策一直持续至今（按中央优惠政策允许西部12省市对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工业企业征15%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在2008年1月1日以前，税率全国统一为33%，随后降低为25%）；第二，重庆市居民第一次买房时，贷款可以抵扣地方所得税；第三，不搞土地财政，将土地规划、土地储备有机结合，严格控制国有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第四，教育投资达到重庆GDP的4%。 " t3 K( H1 D* v! ?$ c8 o地票交易如何反哺农村 　　在中国加快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要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普遍；而与此同时，还要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因而“请农民上楼”等问题再度激化了矛盾。面对增加城市用地和保护耕地这一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重庆“地票交易”试点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另一种视角。 　　崔之元教授对“地票交易”制度作了重点介绍，2008年12月5日重庆率先成立了土地交易所，进行地票交易。具体来说，农民将复垦的农村建设用地恢复为耕地，然后将地票（用地指标）在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农民将按照交易价格获得补偿。土地交易所自成立以来，已经进行了5次拍卖，交易价格每亩在10万元左右，远远高于一般的征地补偿。黄奇帆市长此前曾举例，如果重庆一年有1万亩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复垦，进行地票交易，以目前每亩价格10万元左右计算，每年将有10亿元从城市流向农村。 3 H1 S2 F  r# ?  Z+ H+ X　　他认为，地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实现了城市反哺农村。 0 r8 t% m7 x& O7 ^; I. t崔教授还特别指出，重庆国有资产增值的一个关键在于“土地财政”，与大多数地区卖地财政不同，重庆凭借建设用地的增值来支撑发展所需的财政，也就是说，一旦拟定某块“毛地”将投入开发并投入征地，就先通过其增值预期来融资，在周边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到周边配套逐渐完善时，再以“熟地”的市场价出售给开发商。 崔教授说：“我认为，土地财政有双重性质，如果由于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这是不好的，重庆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公租房建设，使重庆的房价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它城市。在孙中山的‘土地胀价归公’意义上，土地财政可以减少政府的其他税收，这个恰恰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亨利·乔治定理。”    　　此外，崔教授还扼要介绍了重庆走群众路线、治理官僚作风的具体措施：“三进三同”政策（即进村、进户、进地；同住、同吃、同劳）、“大下访”制度和“结穷亲”政策。 * f# j+ K/ i: I8 j: E& d8 F) A3 u    本次茶座系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协办，出席者除了北大及在京各院校的师生之外，还有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世界知识》出版社、新华社《参考消息》、中新社、《中国经营报》等一线新闻界和出版界工作者。在讨论环节，崔教授针对出席者提出的“重庆试验能否称为一种模式？”“重庆试验是基于怎样的理念展开的？”“为何西方媒体普遍对重庆试验持保留或质疑态度？”“重庆试验是否会因为人事更动受到影响？”等问题，基于他个人在重庆实地调研的经验和思考给予了回应。（撰稿  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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